章學誠處於乾嘉時期考証風氣盛行、哲理思維相對薄弱的時代，他逆於時趨，以救治學術流弊、推進哲學探索自任。他對《周易》等儒家經典作了具有特識的新闡釋，尤其是，他集中於關系到認識社會進程和學術根本宗旨的歷史哲學層面，總結出三項重要命題。他自覺發揚思想史上優良學風，倡導摒棄錯誤學風，其論述成為晚清思想解放的動力，其哲學探索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批判性、創新性特點，達到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達到的高度，當之無愧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一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是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主要著作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他活動的年代，是乾隆年間至嘉慶初年。在學術上這是很特殊的年代。當時的學術特點有二：一是考証學達於極盛，“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二是學者們普遍忽視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隻在故紙堆裡討學問，閉口不談現實問題，如龔自珍詩所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清初顧、黃、王諸大家反思歷史、總結盛衰教訓、針砭現實弊病、倡導經世致用的學風，至此大為褪色。盡管有的學者如戴震、趙翼、王鳴盛、錢大昕、洪亮吉等，提出過具有卓識的見解，但就總體而言，乾嘉時期的學者理論思維比較薄弱。
處於這個時代，章學誠堪稱是一位特立獨行者。他善於獨立思考，認為做學問應有“別識心裁”，不能盲目跟著風氣跑。他看出問題的要害所在，指出考証學風的背后存在嚴重的弊病，隻滿足於細小問題的考証，忘記了治學的大方向。他批評煩瑣考據說：“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文史通義·與汪龍庄書》）故此，章氏學術在當時不被認可，自稱“頗乖時人好惡”，甚至被視為“怪物”，詫為“異類”。但他毫不氣餒，勇敢地頂著風氣走，並且認為這是自己的使命！在致錢大昕的信中，他說：“載筆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於時趨。”（《章學誠遺書》卷二九）
章氏的學問，包括兩個大的層次。一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學術史進行總結，包括對當前學術風尚作剖析，以及對兩千年史學流變作探討。二是作哲理的探討，討論歷史哲學，為此，他寫有《易教》上中下，《書教》上中下，《詩教》上下，《原道》上中下等重要文章。這兩者都是乾嘉時期極需要做、而隻有他做到了的。所以，他不僅是出色的史學評論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兩者都達到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
章氏學術受到重視，是在20世紀。梁啟超是章氏百年后的知音，《清代概論》中贊譽《文史通義》是“晚清思想解放之源泉”。胡適、顧頡剛對他也有好評。而20世紀學者中，也有因為偏愛考証學而貶低章學誠，稱他為“鄉曲之士”，孤陋寡聞。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清代卷中就隻字未提章學誠。這些正說明討論章學誠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確實很有必要，而其“出色思想家”的歷史地位尚待學術界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
《文史通義》“內篇”從《易教》上篇到《原道》下篇都是有關歷史哲學的探索，章學誠顯然對此特別重視，所以在編排上置於全書之前。而這些篇章所探討的問題實則區分為不同的層次，構成內在的邏輯聯系：《易教》諸篇，是他對儒家經典所作的新詮釋，構成其探索歷史哲學的基礎﹔《原道》三篇，是圍繞歷史哲學的核心“道”提出重要的新命題，乃是他探索歷史哲學的升華。
自從儒家經典產生之后，歷代儒者對於這些經書所作出的解釋，把每一部經典都解釋為宣揚封建政治、教化倫理的范本，致使整個社會都籠罩在神秘化、凝固化的思想體系之下。章學誠卻獨辟蹊徑，對這些經典作出新解，詮釋出經書對於社會發展和學術演進所具有的實質性意義，並且力求引發出新的哲學原理。如，《易教上》開宗明義提出“六經皆史”說，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記載來源於社會生活和治國的實踐，而決非聖人頭腦天生聰明的產物。《易》之道是具體典章制度之本原。庖羲、神農、黃帝有三《易》，都是根據“天理之自然”，即對自然現象觀察、總結而得的規律性知識以教民。又如，在《詩教上》中，章學誠提出，戰國諸子爭鳴，他們都得六藝道體之一端，而后能恣肆其說，以成其一家之言，如老子說本陰陽，出自於《易》，管、商尊尚法制，出自於《禮》。從文章體裁演變史考察，戰國為一關鍵時期，“至戰國而后文體備”，“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這些觀點，很受當代中國文學史研究專家的重視，並作為論述戰國時期文學演進脈絡立論之重要依據。尤為難能可貴的是，章學誠將在歷史哲學領域作出新探索、總結出新原理，作為自己的自覺使命。他在分別對六經作詮釋的基礎上，又專門對歷史哲學問題進行探索，圍繞哲學的最高范疇“道”提出重要的新命題，實現其思想的升華。
章學誠歷史哲學探索的集中成果就是《原道》上中下三篇，因其探索的深刻性和開拓性，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精彩篇章。此三篇作於章氏五十二歲時（乾隆五十四年），是代表其晚年學術思想的成熟之作。“道”在傳統學術中是最高范疇，其內涵包括討論世界的本原、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法則、治國的指導思想以及學術的指導思想等。章學誠一反時人醉心考據、罕談哲理的風氣，力求矯除俗儒嗜古信古、因循保守的思維定勢，論証了三項極有意義的重要命題。
一是“道”源於社會實踐，逐步演化發展，“漸形漸著”，越來越明顯、復雜。
《原道上》極具說服力地對此作了論証：群居的人類為了解決日常生活需要問題、居住安全問題，就逐步產生了分工、管理制度，由簡單到復雜逐步形成，反映在觀念上，“均平秩序主義”也逐步產生、發展﹔又由於公共事務越來越復雜，逐步產生從管理小部落的首領，到管理國家的杰出人物，名目越來越多，制度越來越復雜，君臣制度、各種行政部門、行政區劃、封建諸侯、設立學校，都隨之形成、發展起來。章氏強調，不論是最初階段的“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或是其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等制度或觀念的確立，都是按照人類生活和生產的演進而逐步產生和發展的，都顯示出“事勢自然”的趨勢。因此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
章學誠提出的觀點，雖很朴實，卻講出一個重要的真理：對於人類社會具有根本性意義的“道”，並不是聖人頭腦裡所固有的，而是由客觀的社會生活一步步演變而產生和發展的。這不僅在學理層面上是極其重要的歷史哲學命題，而且在現實層面上對於端正學風和發揮學術經世意義深遠。章氏的論述，吸收了《周易》和《荀子·禮論》中的朴素唯物觀點，而又更為深刻，達到更高境界，所以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評價說：章氏好像洞悉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國家的演變。
二是要破除“六經”是聖人以“天縱之聖”創造出來的萬古不變的教條的神秘觀點，真正認識到：“道”是萬事萬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觀法則，萬事萬物、“聖人制作”、經書記載，都是在理和勢條件下產生的結果，是“道”在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
章學誠極其雄辯地論述歷代制度的創設，都是由於事物發展客觀趨勢推動下“不得不然”的產物：“蓋必有所需而后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后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客觀趨勢（或言“事物法則性”）的道，好比是車輪永遠轉動、向前發展，而具體的制度、事物，則好比車輪留下的一段一段的軌跡。“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千百年來儒生對經書頂禮膜拜，認為聖人之教和經書所載就是“道”的化身，聖人——六經——“道”三位一體，形成泥古、僵化的觀點。章學誠針鋒相對，論証“道”與聖人不能等同：“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為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故言聖人體道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並進而提出：“學於聖人，斯為賢人。學於賢人，斯為君子。學於眾人，斯為聖人。”因為聖人的作為只是體現了客觀理勢的需要，聖人如果不從眾人的行為、欲望中得到正確認識，就不能成其為“聖人”。這一觀點在將聖人視為萬世師表、視眾庶為愚昧無知的時代，更不愧為石破天驚的偉論！
三是論述“道”與事功密切相連，六經不能盡“道”，事變之出於后者，六經不能言，立言之士必須革新觀念，勇於總結出新的“道”。
這是當中國歷史處在大變革的前夜，所提出的歷史哲學的重要命題，也是認識論的極其重要的命題。由此正表明章學誠在哲學探索上遠遠高於同時代人。事物不斷發展，“道”也要發展。學者應當樹立高度的使命感，擔負闡明窮變通久，總結六經之后社會生活發生的變化，推進和究明大道的時代責任：“事變之出於后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他要求學者確立新的價值觀，拋棄六經是孔子因其“天縱之聖”、從頭腦中演繹出來的舊觀念，拋棄“道”是固定不變、六經已經窮盡的舊觀念，改變以為憑訓詁章句即能獲得古人學術真諦的錯誤態度﹔而樹立“道”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因事物發展“道”也向前發展的正確態度，明確學者的責任是針對現實社會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問題，著力探究、總結出哲理性的認識，勇於創造，回答時代的要求。
三
《原道》三篇撰成之時，頗受學者譏議，連平日交游密切的“同志諸君”也不理解其著述旨意。責難的主要原因是覺得“題目太熟”，“襲用前人”，故認為內容與前人所論勢必雷同，難有新意。章學誠本人卻持有充分的自信，認為：“其所發明，實從古未鑿之竇。”固然，前人所寫以《原道》為題者有三篇，然而篇名相同，旨趣卻殊異，論証的問題各不相同。《淮南子·原道訓》講清靜、無為、寡欲，一切聽其自然。《文心雕龍·原道》講文章要以儒家的“道”來作指導，要體現“道”。韓愈是要捍衛儒家自堯、舜至孔、孟的道，來抵制佛、老，宣揚維護儒家綱常名教的重要性。而章學誠的《原道》三篇圍繞三個重要命題，深刻地論証作為哲學根本和理論核心的“道”，作為人類社會演進法則的“道”，是怎樣產生？如何演變？當時士林因考証風氣盛行，而不理解章學誠創立新學說的意義，甚至本能地加以排斥。由此更可認識章氏從事哲學探索的艱苦，也更可體味其超前性的思想成果之格外可貴！
章學誠的巨大貢獻，還應包括他對中國學術傳統有精湛的論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在諸多學術領域對辯証法有透徹的運用﹔推進歷史編纂理論，提出改革歷史編纂的方向，等。當然章氏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如有的地方尊古太甚，未能免俗﹔由於他當時所能利用的思想資料有限，致使其哲學探索的命題是具有近代意義的，而其論述卻不得不採用大量“中古”式的概念、語言，這當然影響其闡發的深邃和嚴密，也影響別人對他思想的理解和評價。
是金子就要放射出光輝。章學誠期望百年之后獲得知音，果不其然！至20世紀初，梁啟超處於近代學術潮流之中，對章氏的新觀點乃有深切的體會，因而稱譽他“為晚清學者開拓心胸”（《清代學術概論》）。稍后，顧頡剛在其《中國近來學術思想界的變遷觀》一文中也說：“自從章實齋出，拿這種遮眼的鬼牆（按，指學術上迷信古人的風氣）一概打破，說學問在自己，不在他人”，“這實在是科學的方法”。20世紀還有兩位學者對《原道》篇的成就提出卓見。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章實齋論“道”，與戴東原的觀點有相同之處，兩人都主張“道”不能離開人倫日用。而不同之處在於，戴東原認為“道”在六經而章實齋認為六經合乎道而並非等同於道，自然變則聖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將隨而變，時會不同，則六經固不足以盡夫道也。葉瑛在《文史通義校注》中也高度評價《原道》三篇的價值。這些名家都講出章學誠哲學探索的價值所在，可惜大體上隻作了簡要的點評，現在迫切需要的是作深入的專題研究。（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