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把“死歷史”看成“活歷史”

　　中國歷史進入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一種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體制從舊體制中脫胎而出，這就是以皇權為代表的君主集權制度。這種制度強調地方要服從皇室中樞。從秦始皇統一六國至清末的兩千多年，我國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政治體制。

　　君主集權制度，在我國漫長的傳統社會中有共性，也有個性。比如，兩漢時期主要實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漢武帝劉徹在位54年，在他的統治下，我國以文明和富強聞名於世。唐代不同於兩漢，與秦代也有很大差異。唐代除實行科舉選拔人才外，還重視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以及域內各民族融合所產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創造力，促進儒、佛、道的融合，將中華古代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在兩宋時期，伴隨著皇權強化與選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書院制的成熟，中華文化更加發展、普及。遼金元的政治、法律和選官制度各有特色。明代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而體制的弊端更加突出。到了清代，特別是統一新疆后，國力更加強盛，文化傳承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面對列強入侵，清朝統治逐漸失去了活力與生機。1898年戊戌變法的失敗，自上而下進行革新運動成為幻想。1911年辛亥革命終於敲響了我國君主集權制度的喪鐘。

　　我國的君主集權制度曾經對包括皇帝在內的統治者形成過一定的制約，但成效不大。我國古代有法制，但缺少法治。君主把法制作為治民治吏的一種手段，自己則凌駕於法制之上。正因為如此，同一制度體系，在不同君主手裡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一治一亂，有天壤之別，反映出人治的弊端。

　　我國的君主集權制度在歷史上有利於維護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安寧，其中的科舉選官制度擴展了統治集團的社會基礎，為社會各類人等開辟了入仕的途徑，形成了由下層社會到上層社會的政治通道。特別是科舉制將教育制度與選官制度結合為一個整體，在一定程度上保証了上層官員隊伍的知識文化水平，為文化的傳承發展作出了貢獻。

　　科舉制的宗旨是擇優，重要的功能在防劣。有學問的人可能考中，但智力不足的人很難通過考試。還有，由於科舉制以演進方式不斷調整改良，基本面（考試、嚴格監考）不動，不會造成制度“翻燒餅”現象。后人對科舉制的批評，有些未必准確，有些則是真知灼見，如顧炎武斥責准備參加科舉考試的人隻讀范文而不讀《五經》原典是舍本逐末，很有道理。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君主集權制度和科舉制推動了思想文化的發展。許多思想家探索如何治國安邦，如何提升國力，如何解決社會矛盾，如何選才用人，如何看待天人關系，如何記錄歷史，如何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如何保家衛國，如何尋找心靈的安頓處等。這些都折射出中華文化傳承創新的歷史軌跡。

　　中華文化傳承與史學的繁榮昌盛密切相關。春秋末期，孔子把魯國史官所作的《春秋》整理成有獨特思想的歷史著作，標志著我國古代史學的開端。西漢時期大史學家司馬遷創造了史學的紀傳體例，寫出了《史記》。東漢時史學家班固把司馬遷的紀傳體作了一些調整，以紀、表、志、傳的體例寫出《漢書》。魏晉南北朝至明末，史學成為全面記錄中華文化的獨立學術部門。唐至宋、元、明，每個朝代都由史學家撰寫前一朝代的歷史。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較為完善的編年體通史著作。明末清初至鴉片戰爭前，史學著作更加突出了對現實社會與文化傳承的反思。我們說中國史學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記錄，這並不過分。

　　我們看歷史，要力求把“死歷史”（過去的事）看成有生命的“活歷史”。隻有從多角度去研究它，我們才能夠從歷史中找到智慧，從而有益於對現實的考察。

　　（作者為著名思想史家、西北大學原校長）

　　《 人民日報 》（ 2013年08月01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