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一輪城市化的投資結構加上政府的行政偏好，正在引導國內城市建設向高端化方向發展，在目前發展狀況下，大量吸納農民工穩定就業，大規模促進農民轉變為市民，是非常困難的

　　目前有一種很通行的觀點，認為未來城鎮化發展可以產生40萬億的投入拉動，成為進一步推動經濟的強大杠杆。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我認為如果真有40萬億的話，這個40萬億怎麼投入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不同的投入——投入領域、投入結構、投入方向，會給城鎮化的發展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

　　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從農民市民化的角度，提出了一種對未來城鎮化投入問題的思路。﹝5﹞這個報告不是抽象計算40萬億的宏觀經濟賬，比如未來30%左右的城市化率可以創造多少土地收入、新增消費、稅收總量、融資規模，最終能夠增加多少GDP總量等等，而是測算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配套上，需要為農民市民化投入的成本。該報告提出國內農民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為10萬元人民幣，進入中等城市的農民家庭配套成本50萬元，大城市將超過100萬元，總計未來20年大約需要投入40-50萬億。

　　按照我的理解，為農民市民化進行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配套的城鎮化發展，實際上提出了一種具有明確指向性的城鎮化發展方式，即能夠充分容納和實現農民市民化的城鎮化發展方式。這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分析方式。從理論合理性的意義上估算，未來20年農民市民化的數額相當巨大，首先需要把現有無城市戶籍的2億多農民工轉為市民，之后按照合理的農業就業人口比例，還應把近2億人轉入城鎮就業、生活，這樣粗算下來就有近4億農民需要轉為城市市民。﹝6﹞

　　要實現和容納這4億的農民市民化，讓這4億人在城市和城鎮中宜居、宜業、宜養，就必須在城市化和城鎮化發展的整體架構中，有能夠讓他們充分就業的行業領域﹔有大量適合他們貨幣購買力的住房﹔有足以容納他們子弟充分接受教育的學校﹔有能夠滿足為他們服務的醫療和其他基礎設施等等，還要有一個適應他們收入水平的城市生活成本門檻。很顯然，要滿足這些要求，已經不是搞幾項工程和幾個投入預算就能解決的問題了，而是涉及到中國未來城市化和城鎮化發展的大方向、大趨勢。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城鎮化發展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表現出來的種種情況，我認為非常不適合農民市民化的轉變，更不要說數量如此龐大的農民市民化的轉變了。

　　美國學者諾色姆曾提出城市化進程一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城市化率低於30%為初始階段，30%后是加速階段，70%即達到成熟階段。“城市化三階段理論”是否對中國適用，尚待驗証，但他把城市化發展進行階段性分析的方法，很值得借鑒。根據我們的觀察，改革開放后的國內城鎮化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以城市外延規模擴張為特征，在城市土地擴張帶動下，推動大規模城市改造、大規模住房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大多數城市已進入該階段尾聲。第二個階段，許多城市開始選擇向高端化發展，在高端基礎設施、高端產業行業和高端投資領域，進行全面規劃、全面動員、全面投入。

　　應當看到，中國出現城市高端化發展態勢，既有發展階段提升需求的客觀背景，也有政府行政偏好的驅動。后者的作用非常強勢、非常有效，在缺乏必要約束時還常常導致城市高端化發展走向極端，甚至扭曲。例如許多城市的住房和住宅社區建設越來越高檔化、貴族化，城市公共設施越來越追求氣派、豪華，動輒就是國際一流。城建豪華之風的典型案例就是爭建摩天大樓。據統計，2011年中國摩天大樓有1000多座，正在准備建設的也有1000多座，遠超美國的436座和阿聯酋的50座。在國內經濟發展排名很低的貴陽市，也要規劃建設17座摩天大樓，幾乎沒有知名度的廣西某市，正在雄心勃勃地規劃建設全國第一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高度為528米。﹝7﹞初步計算，5年后全國新建摩天大樓可能超過1000座，以每座50億元計算，投資總額將超過5萬億。

　　這樣的所謂城市高端化發展，可能不是個別案例而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不是少數行政官員追求的目標而是大多數政府在新一輪城市化發展中爭相攀比、追求的東西。如此下去，前文所講的農民市民化的城鎮化發展，就隻有理論概念和模式的意義了。更值得研究的是，現在國內許多城市都在推行以產業高端發展進行人口調控，辦法是“以業控人”，立足把大量低端產業及其就業人群淘汰出去。這種做法，簡直就是公開向農民市民化挑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