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國夢勾畫的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復興之夢，必然給世界帶來和平發展的機遇。

美國學者T·哈定等在所著的《文化與進化》一書中說，在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過程中，“許多民族獨立運動獲得了成功，但他們的成功是依賴於那些國家實際上已經引用了他們一直試圖抵制的那些社會的意識形態、政治形式乃至一些工業技術。正是在面對強權控制而保衛其政治領地完整的過程裡，他們的文化被改造了，更加接近了佔優勢的文化類型”。這裡的意思是，被西方“喚醒”的民族在開始自己的現代化時，很可能會吸收西方的擴張主義意識形態，對西方以牙還牙。這也是所謂“文明的沖突”之理論來源。

但是，T·哈定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對該民族精神品格的決定性影響。尤其是就中華民族來說，中國人一貫重視提升內心品格，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比較中西文化時說，“西方人重權利，中國人重道義……重在己之道義與責任”。“重在己之道義與責任”意味著高度的自律，必定導致和平的對外交往。因此，中華民族的復興並非會沿著以牙還牙的邏輯去展開。事實也的確如此，中國本土的傳統思想都是崇尚和平與和諧的：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寬厚處世作為理想人格，以此創造和諧的人際環境﹔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更是強調人與人的自然和諧狀態，反對利益沖突對人性的遮蔽，主張“無欲”“無為”“無爭”，追求社會的安定與太平。

與此相應，中國人在處理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主流思想是主張“協和”而非“征服”。《尚書·堯典》中就說，堯對九州的政策是採用“親”，對萬邦的政策採用“協和”，《周易·乾卦》中提出，“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主張萬邦團結，和睦共處。因此，習近平在2013年3月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採訪時指出，“中國人自古就主張和而不同。我們希望，國與國之間、不同文明之間能夠平等交流、相互借鑒、共同進步，各國人民都能夠共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成果，各國人民的意願都能夠得到尊重，各國能夠齊心協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習近平的這一闡述，呼應了毛澤東1956年所說的“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以“和而不同”的中國夢為世界開辟和平發展的前景，這便是中國對於人類的貢獻。（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構建中國主流價值文化研究”負責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