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為何反復強調改革

人民論壇記者：習總書記上台后，先是重走鄧小平的南巡之路，隨后又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改革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他為什麼要反復強調改革?

王佔陽：習近平強調改革，實際主要有兩大理由：一是改革開放既是過去的必由之路，也是現在和將來的必由之路。沒有改革開放，不僅沒有中國的今天，也不會有中國的明天，即中國將會走向絕境。二是他已看到了社會上對改革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待，認為執政黨必須積極地回應人民的呼聲和期待。

這兩條都是很有針對性的。一是近年來有人或明或暗地把堅持改革開放界定為堅持過去已經完成的改革開放，認為改革是過去完成時，不應再是現在進行時了。他們即使仍說要改革，那也是指修修補補的小改革，而不是指作為一場革命的大改革。這就是要使改革停滯不前，也就是要從根本上中斷改革路線。正是針對這種情況，習近平重申了“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並強調指出：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二是他強調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深化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待，表明他已傾聽到了人民的這種強烈呼聲，而且很重視，要積極回應，而不是把人民的改革呼聲當成打壓對象。

當前改革需要攻克七個難關

人民論壇記者：當前改革是否會順利，存在哪些難點?改革的難度又有多大?

王佔陽：我認為當前存在七個難點：

一是積累的問題過多過重，而且悖論很多，矛盾重重。積累的問題不僅包括一些改革前的舊體制、舊機制，特別是蘇聯模式的政治體制，而且還包括改革后在權力與市場的結合中形成的各種體制性的嚴重偏差，如收入差距過大、腐敗現象嚴重、特殊利益集團形成、權貴資本主義，以及舊政體弊端嚴重惡化等等大問題。

二是特殊利益集團成為深化改革的首要障礙。特殊利益集團既不想回到改革開放前，也不想繼續前進，隻想固守現狀。他們認為現狀最符合他們的利益，最能實現他們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近年來已從“自在”變為“自為”，越來越自覺地防范、阻撓、反對深化改革。他們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實際是當前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

三是觀念障礙依然存在，最突出的依然是意識形態障礙。這種障礙主要是妨礙改革大目標的形成和確立，所以是需要繼續解決的大問題。這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是如此，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也是如此。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雖然早已在原則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含義並不清晰。“社會主義”究竟是主要指公有制，還是主要指共同富裕?這有很大的區別。如果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終極目標和核心目標，認為共同富裕最能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就降為手段，手段要服從於目的。按此思路，公有制少一點多一點只是手段問題，不是制度問題，思想也就可以大解放。反之，如果以保持較高的公有制比重為核心目標，認為公有制最能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共同富裕就會被降為次要的、附帶的目標。這樣，在公有制與共同富裕發生矛盾時，就會力保公有制，犧牲共同富裕。這就是新形勢下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表明，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沒有講透，還需要進一步講清楚。這是一個重大的意識形態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

更根本的問題是：究竟什麼是共同富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否實現、以至於是否應當實現作為結果平等的共同富裕?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能否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消滅階級?能否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社會平等、普遍自由等等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目標?即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能否最終建成社會主義?一句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是不是可行的，以至於是不是必要的?“左”派說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兩極分化，搞社會主義就得消滅市場經濟。“右”派說共同富裕是烏托邦，也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多的人則是在困惑中。顯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頗大的思想障礙。

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大目標方面，雖然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大部分價值目標都已寫進了憲法和黨章，但在某些價值目標方面仍然存在著較大爭議。特別是，與這些價值目標相配套的基本體制框架還是非常模糊的，甚至連雛型都沒有。隻說不搞什麼並不等於說清了要搞什麼。恩格斯曾經說過，政治體制具有相對獨立性，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政治形式。”但在長期“左”傾思想的束縛下，這在中國還是一個很大的意識形態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政治體制改革就難有大的突破。

四是改革的體制、機制障礙。體制改革也需要一定的體制機制支撐。有一定的體制才能有一定的改革。改革的發展階段不同，所需要的體制機制也必然有所不同。但我們現在在這方面有嚴重的缺失。比如，實現合理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須有公共參與，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隻靠自上而下的黑箱操作式的分配改革遠遠達不到目的，這是過去十幾年已經反復証明了的深刻教訓。這是因為，分配制度改革是涉及所有各方利益的改革，特別是首先涉及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改革，這就必須有人民的參與，使人民得以通過民主途徑表達和實現自己的利益，從而達到公平分配的合理目標。而隻靠少數領導人的善意和黑箱式的改革，則就難以達到目的。因為在黑箱式的改革中，人民無緣參與表達和決策，特殊利益集團反倒有機會深度介入，這就會使是原本較好的分配改革方案也會被他們磨淡、磨平、磨滅，使利益天平主要向他們傾斜，而不是向人民傾斜，以致於整個改革歸於失敗。

五是改革的方案障礙。特別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這個問題尤為突出。知道需要改革，知道改革很重要，但不知道如何改，不知道改革大體應當經過哪些階段，不知道今天邁出的改革步驟將來會使局勢走到何處，不知道如何防范和應對未來改革中的風險，誰會冒險去改革?這就是改革的方案障礙，而且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導致這種方案障礙的直接原因是意識形態障礙，因為它使未來理想政體的基本框架無法提出，也使經濟改革的基本目標有嚴重缺陷。未來的理想政、經體制的基本框架是什麼還不清楚，也就是還未形成遠景方案。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就無法研究、規劃、設計實現這個理想目標的道路、步驟和階段性方案，即無法形成一整套政、經改革的頂層設計。導致這種方案障礙的一個深層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因為特殊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的一個基本方法就是在意識形態方面設置重重障礙，進而直接阻撓政、經體制改革研究和改革方案的形成。

六是如何協調各方改革也是一個大難題。改革是全面改革。在改革的各個階段上，各方面的改革之間如何配套、協調，這是實踐中的大問題。比如，深化市場化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時，如何同時實行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一個相當大的難題。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各方改革都能得到較好推進;反之，就都難以實現應有推進，甚至會一起歸於失敗。

七是公眾信任障礙。跟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相比，現在的改革比較難於得到公眾的理解與支持，這種障礙也不容忽視。究其原因，一是公信力大幅度下降，特別是長期以來的諸多假改革導致的改革公信力的大幅度下降，后果很嚴重。二是由於積累的問題過多過重，公眾也有一種急躁情緒，希望通過快刀斬亂麻的徹底改革迅速解決問題，而改革者又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這也會使這種改革受到公眾的懷疑和指責。

至於現在改革的難度究竟有多大?我的評估是比當年鄧小平搞改革時的難度還要大，而且大很多。當年的障礙主要是意識形態障礙，沒有多少利益障礙在其中。那時黨內外的總方向是支持改革的，改革陣營的力量是強大的，當時的體制機制也是比較適合那時的改革的。相比之下，現在的改革難度顯然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