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經濟新秩序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

姜洪：后金融危機時期，以發達國家為核心的舊的世界經濟秩序，不僅面對著來自新興市場國家不斷提出自身訴求的挑戰，其體系內部國家的實力下降也加速了舊秩序的鬆動。以聯合國、世界銀行、IMF和WTO為核心的世界經濟治理舊秩序正在相繼改革。在2009年9月的G20匹茲堡金融峰會上，同意將IMF和世行兩大機構的份額向發展中國家分別轉移至少5%和3%。2010年4月，世界銀行首先開始改革投票權，其決策機構發展委員會表決同意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3.13%的投票權重，使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重提高到47.19%。2010年10月，在韓國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進一步對IMF份額改革達成協議：IMF將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興國家在內代表性不足的國家轉移超過6%的份額。2012年4月在華盛頓基金組織春季會議和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上，國際社會就向基金組織新增4300億美元的資源達成共識。2012年6月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宣布支持並決定參與IMF增資，數額為430億美元。

中國投票權的增加既表現出發達國家和世界承認了中國在世界經濟新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也反映了中國願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真正參與全球治理決策。

新舊經濟秩序在融合中更替

現有的全球經濟格局本質上仍沒有太大改變，而是舊秩序出現鬆動和改革，新的治理秩序從這些鬆動和改革中破土而出，卻還沒有站穩腳跟，世界經濟新秩序只是雛形初現

記者：您是如何看待世界經濟新舊秩序的更替？

姜洪：看待全球經濟新秩序和舊秩序的關系時，必須注意兩者並不是非此即彼的，絕對替代的，而是在融合中更替。現有的全球經濟格局本質上仍沒有太大改變，而是舊秩序出現鬆動和改革，新的治理秩序從這些鬆動和改革中破土而出，卻還沒有站穩腳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受到巨大沖擊，但其經濟基礎並沒有受到根本動搖，特別是美國，它的經濟總量仍是全球第一，仍然是全球最具創新性的經濟體。同時，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依然穩固，甚至隨著危機的蔓延和深化，美元逐漸成為全球范圍內的避險貨幣，更映襯出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牢固的霸主地位。因此，可以說現有的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經濟政治格局仍未發生根本改變。中國必須在兼顧平衡和發展的立場上，促進新舊秩序之間的整合構建，穩扎穩打地推動新興經濟體系的成熟，為新秩序奠定基礎。

記者：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仍將在世界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您認為這種作用將體現在哪些方面？

姜洪：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危機之下保持了穩定的增長，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源泉。以德法為代表的歐洲強國首先站在了撼動美元體系的一邊，支持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舞台上發揮更深、更廣的作用。自2008年起舉行G20首腦會議，擴大各個國家的發言權，逐漸取代了八國首腦會議或G20財長會議。特別是G20峰會，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國不僅是G20的創始成員，並且通過這個平台闡明了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立場，中國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張，體現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堅毅和冷靜，以及推動經濟增長的新思路和新策略。

以國家開發銀行的跨國規劃為例，我們需要著手建立“全球—區域—國家—企業主體”的規劃模型，實行“全球要素總體配置”戰略。這種“全球要素總體配置”具體表現為緊緊圍繞中國發展戰略主線，著力突破經濟運行所面臨的資源、能源、農產品供給等三大瓶頸約束。從國家總體戰略層面上發現、確定、表達資源需求，實現以中國成長為中心的全球資源配置。這不僅是對中國，而且是對世界經濟格局基礎條件的重大重組，更是借助中國因素和中國發展紅利，從根本上解決人類資源調配、食品供應和貧困問題的創新實踐。（記者 翁東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