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面臨一些巨大的挑戰，需要重視三個重新平衡：一是地理的重新平衡，即經濟活動的重大轉移，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轉向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二是社會階層的重新平衡，世界各國都遇到收入以及財富的不平等在各社會集團和階層間的擴大。三是代際的重新平衡，年輕一代與老一代在享受福利、獲得機會方面都有強烈訴求。

亞洲能避免西方政府的一些失誤

尚達曼（新加坡副總理）：世界經濟面臨一個重要關口，因為目前可以看到同時有三個重新平衡在發生：一是地理的重新平衡，即經濟活動的重大轉移，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轉向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二是社會階層的重新平衡，世界各國都遇到了收入以及財富的不平等在各社會集團和階層間的擴大﹔三是代際的重新平衡，年輕一代與老一代在享受福利、獲得機會方面都有強烈訴求。

三個重新平衡是世界共同面對的挑戰。在西方國家問題尤其突出。西方國家現在面臨重大的危機，尤其在政府財政方面，他們的債務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水平，佔GDP很大比重。我們必須想辦法控制這些政府預算，而且他們在這樣做的同時必須做出選擇，就是社會人群哪些獲得更少的福利，而哪些人保留自己的福利，獲得更多的機會，這就給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的管理帶來很大挑戰。

我們怎樣能夠管理好這兩個人群的利益沖突呢？我們能夠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又不會重復西方社會的矛盾和錯誤，不斷擴大政府的開支。如果不斷擴大政府開支，就把問題拋給了下一屆政府。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社會不平等性在加強，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忽視，我們必須要尋求解決方法，能夠利用市場機制來解決這些問題。

在亞洲，解決這些挑戰，我們有一些有利的地位。因為我們目前為止還沒有在政府預算或者政府借貸方面犯西方政府的錯誤，我們能夠避免西方政府的一些失誤，而且我們還有一個共同更大的優勢，就是中國和新加坡的社會、人民更加樂觀，而且他們更加願意支持政府的政策，為整個國家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這是我們兩個社會的重大優勢。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員提問（以下簡稱問）：新興市場國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重視文化傳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如何進行價值觀念的調整。在上個世紀末期提出過一個“亞洲模式”概念。中國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在構建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能夠從新加坡借鑒到什麼經驗？　　

尚達曼：新加坡的一些做法，我覺得對中國是有借鑒意義的。比如說像我們的蘇州工業園區以及天津生態城，這些項目在中國都做得非常成功，相對於中國的很多大項目而言，這些項目本身都非常小，但是他們有一種示范效應，我們可以在一個鎮，甚至一個工業園區進行嘗試，供中國其他城市借鑒。

新加坡和中國都堅信經濟的發展將帶來社會的進步，否則經濟的發展就缺乏可持續性，因此我們必須要關注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在新加坡我們尤其關注向普通人提供高質量住房，我們可以看到公民75%到80%都可以得到政府的住房。不光是給窮人提供住房，我們經過精心設計，在規劃中要保証政府計劃能夠覆蓋新加坡80%的公民，就是中產階級和窮人可以混合居住，不會說各個社區之間都有自己的欄杆和圍牆，他們都在自己的社區，都到同樣的學校，而且去同樣的商店購物。在發展過程中，人們的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是他們如果住在一起就會感覺都是新加坡人，就感覺有共同的新加坡精神，這是我們住房政策的特點，也是我們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基石。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的社保體系。我們的社保體系有一個中央社保金，新加坡人都有自己的社保賬戶，每個月他們都會從自己的工資當中繳納社保基金，然后他們的雇主也會繳付社保基金，個人賬戶的錢終生屬於個人。我們用個人社保基金賬戶使得個人可以為自己的退休做好准備，而且他們還可以其中的一些資金償付自己的住房貸款，而且還會用其中一部分，比如說用於覆蓋自己的醫療費用。我們系統現在還在改進，尤其我們社會當中的窮人還需要社保基金的支持。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相對西方的做法來說有很多的優勢：這樣的做法不會造成政府財務破產，而是可持續的，因為每個人都繳付自己的資金，到時候提取自己的賬戶，不會要求政府不斷借款支持這樣的社保基金。

當然，中國人口眾多，問題會更復雜。新加坡這種理念在中國應用的時候需要進行一些調整，以適合中國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