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這些新的階段性特征在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

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由於征地拆遷、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各種人民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多樣多發，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人口遷徙流動大量增加，給社會管理帶來巨大壓力﹔社會總體穩定但公共安全事故多發頻發﹔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快速發展，但如何加強管理服務的問題十分突出﹔互聯網迅速發展，給社會管理帶來諸多新情況新問題﹔外部各種勢力插手干預，傳統安全因素和非傳統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增加了社會矛盾的復雜性，等等。

這些社會領域復雜的矛盾和問題，使原有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不能完全適應。隻有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期盼加大社會領域改革力度，從制度安排上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機制，才能在新形勢下最大限度調動積極因素、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減少消極因素，確保社會大局穩定，為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條件和環境。

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入推進重要領域改革，是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應對外部環境挑戰的客觀要求。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我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同時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遠未結束，世界經濟復蘇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因素，有可能在較長一個時期呈現低速增長態勢。隨著各種形式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抬頭，各國圍繞市場、資源、科技、人才等的競爭更加激烈，都迫切需要通過改革增強自身實力，以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

中國的開放型經濟不可逆轉，但隨著勞動力價格的上升、能源資源約束的加強等因素，一些傳統競爭優勢正在減弱。我們必須適應國際環境新變化，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逐步確立新的競爭優勢，尤其是需要加快改革來完善有利於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體制機制，這樣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外部風險，把握競爭主動權。

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入推進重要領域改革，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體系的迫切需要。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從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還不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體制環境仍有待改善﹔從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看，工業化、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戶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仍待破題﹔從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看，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有待提高，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還沒理順，各地相互封鎖、以行政區劃為主體的經濟運行模式仍能大行其道﹔從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有利於科學發展的財稅體制、金融體制還很不完善﹔從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仍亟待完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和再分配調節機制也有待健全。

來源：《改革是最大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