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是這樣一個群體：“沒有所在城市戶籍”，無法享受城市福利﹔高度流動性的工作與生活以及因流動導致的高生活成本與低生活水平﹔生活在城市底層，而除了留在城市又無路可退。這些共同的社會經濟處境，使得新移民有別於城市市民，也有別於上一代城市移民，且他們內部有著共同的群體認同。從我們的調查可以看出，即便大多數“新移民”認為自己的經濟收入“過得去”，甚至“還不錯”，但多數都認為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處於“中下層”甚至“底層”，如有81.5%的白領、85.1%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生活在底層。這些共性特征既是他們成為一個群體的原因，也恰恰是他們形成文化共性的基礎。形形色色的“新移民文化”存在於城市，其內容大大有別於主流城市文化，甚至形成與之分庭抗禮之勢。以下，便是我們從調查中歸納出的“新移民文化”特征。

一、山寨性：模仿與創造

這裡的“山寨性”隻借以表示其模仿性與創造性的兩面特征，以及與主流城市文化的對立姿態，它主要體現在物質消費上。顧名思義，“山寨性”是指“新移民”在文化上傾向於模仿主流文化或其他亞文化現象的特征。當“新移民”接觸到主流文化中的新產品時，出於經濟承受力、偏好等原因，他們往往會對主流文化產品加以一定程度的改造，使之成為一種較為廉價的復制品，以在“新移民群體”中流傳，山寨手機就是其中的典型。2009~2012年，山寨機銷售量分別達到1.79億、2.2億、1.8億、1.85億部，2008~2013年間，山寨手機的年復合增長率為11.7%，遠高於正規手機同期的4.4%。

然而“山寨性”並不僅止於模仿，在“山寨”這一富於戲謔、諷刺意味的名稱的背后，也不難看到新移民文化中一種嚴肅而積極的力量。一項網絡調查顯示，對於山寨文化，40.8%的人認為是“創新”，39.9%的人認為是“DIY”﹔也有41.4%的人認為，這可以激發人們追求創新的精神。考察“山寨手機”這一山寨產品的鼻祖的產生，就能窺見新移民文化“山寨性”的更加本質的內涵。“山寨手機”究其本質，是新移民群體對城市主流消費文化的一種回應。“新移民文化”的“山寨性”遠不是對主流文化的簡單模仿，而是針對這一群體自身需求與消費的一種創造，這些山寨產品用低成本滿足了“新移民”的多元消費需求。有學者認為，“山寨文化”是草根創新向精英消費的挑戰，它將開創本土生產的創新模式。可見，這種創造性若能被合理地開發和引導，無疑將構成新移民群體一項巨大的發展潛力。

二、快餐性：即時與實用

“快餐”作為一種便利、迅捷、機動的進餐方式，受到“新移民”的青睞，也成為新移民文化的一個象征。“快餐性”就其本質而言，體現了“新移民”在文化上的熱烈追求和巨大潛力。在課題組2012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中，被選擇最多的兩項休閑娛樂活動便是“上網”與“看電視”，這都是“快餐文化”的兩個典型代表﹔而上網時，他們經常做的事情，除了查閱資料（40.1%）外，使用即時通信工具（38.2%）、看視頻聽音樂（36.1%）等快餐式消遣居多。

“快餐”的首要特質，當然是其即時性，在一個“快”字。不論在生產端還是消費端，各色各類新移民文化產品的生產總是急迫的，更新是迅速的，而“新移民”對這些產品的消費也是迅捷的，並且通常是短暫的。對這一群體而言，“快餐文化”，並不僅僅是他們的一種消費喜好，而是其生活壓力、生存環境使然，因此在表面的意義上，即時性是“新移民文化”的一種經濟特性。據課題組2012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該群體周平均工作天數為5.86天，平均下來，每周隻能休息一天時間。在這種勞動強度下，利用一些網絡歌曲尋找共鳴，從一些輕鬆詼諧的相聲、電影等中獲取消遣，便是一種自然又經濟的選擇。如走紅的網絡歌曲《月亮之上》《最炫民族風》、烏蘭托婭的《跑馬的漢子》、王麟的《傷不起》等，走紅原因之一就是題材和旋律的平民性，旋律簡單，歌詞直白。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新移民”，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情感問題，簡單直白的愛情歌曲，是更適合他們的即時精神食糧。

但另一方面，“快餐”的存在理由又不僅限於經濟層面，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它代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生活傾向。因此，快餐文化並非產自某種餐飲習慣或地方性飲食文化，而是有著現代工業社會生產方式作為其存在的經濟基礎。“新移民”對快餐性文化的接受與青睞，既表明他們受現代城市社會生活方式影響之深，也表明了他們自身對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快餐文化”消費之便捷、更新之快速、選擇之多樣化，成為“新移民”應對變化多端的城市生活的一件極恰當的工具。對各式各樣快餐文化的採納和適應，體現了“新移民”對自身在城市生活系統中的地位的認識和定位，這些出自理性的認識與選擇，促使這一群體對外界生活形成了一種務實的態度。

三、開放性：智識與公共

“新移民文化”的最后一個特征系針對其思想層面的。首先，“白領”和“蟻族”作為新移民中的高教育水平群體，為這一群體注入了一種普遍的智識能力。而即便是受教育程度相對低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大多接受了完整的義務教育。課題組2012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顯示，他們中97.7%的人都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同時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也逐漸朝“知識社會”邁進。社會整體對知識的需求增大，使得智識成為“新移民”群體的一種指向標。相比其父輩，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新移民”群體在公民意識和法制常識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智識水平和公民意識這兩方面的較高水平，決定了城市“新移民文化”具有一種健康的開放性，這一特征也是“新移民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方面，注定將對新移民群體在城市生活中的未來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在“新移民”群體中，不少大學生懷有繼續接受教育的想法，在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們看來，學習與工作不必有先后之分。因此，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在沒有戶籍的情況下留在城市，不僅基於工作上的考慮，很多情況下也是出於繼續接受教育的考慮。在2013年調研中，51.6%的選擇最需要的是“職業技能培訓”，可見該群體對於繼續學習的強烈需求。在教育層次較低、受教育時間較短的新生代農民工身上，這種對智識的推崇、對繼續教育的憧憬，也並不少見。對智識的普遍重視的結果，便是作為一個群體，“新移民”對知識有更開放的接受態度，這也對其未來注入了更加豐富的可能性，這也是新移民文化“開放性”的一大體現。

除了學校教育外，對新移民文化的“開放性”有較強塑造作用的另一因素來自社會。進入了21世紀，中國社會總體上向著法制化、制度化、現代化的方向發展，與復雜的社會分工體系相配套的法律、機制更加完善，容納社會各階層、族群的制度設計也更加豐富，解決沖突與問題的渠道也多樣化了。“新移民”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之下，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對法律、制度、政府機構的信任，也養成了關注公共議題、形成公共意見、參與公共事務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新移民”的文化生活中，就表現為一種對自身公民身份、公共角色的強烈意識。

可見，盡管“新移民”群體在城市總體政治格局中尚處在下層或邊緣的位置，他們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樹卻要比看上去更加豐富，這種豐富主要體現為對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接受、對現代文明國家制度的領會，以及現代公民生活習慣的養成。他們既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也有實際參與的行動。“新移民”在文化上的公共性，意味著他們對城市生活具有了超強的適應能力。從文化上看，他們已經准備好扎根在城市，創造未來的無限可能。

文化往往走在社會發展的最前沿。“新移民文化”作為城市中一種正在崛起的文化，顯示出它對於當下中國現實社會彌足珍貴的意義。今天，“城市新移民”提供了中國城市問題的一條可能解決路徑。一方面，“城市新移民”通過文化的傳播力將城市中固有的問題放到不得不解決的位置上，不啻為城市改革注入了一股活力四射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他們有著充滿活力的“現代性”群體文化，還充滿了打破傳統社會、文化格局的破壞性力量﹔同時，他們還有為自己的“城市夢”而“不言放棄的奮斗精神”。就“城市新移民”在文化上展現出來的各種特征來看，他們極可能是影響中國城市改革的至關重要的力量，乃至是中國未來發展現代化事業過程中值得信賴的有生力量。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人才開發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