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賓：省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王宏源 副研究員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 朱新濤 博士

　　主持人：河南日報 李 力 記者

　　經濟增長放緩，畢業生總量增加，是畢業生就業難的根本原因。從社會層面看，“最難就業年”實際上是“結構性就業難”

　　主持人： 2013年的畢業季號稱“史上最難”，近700萬高校畢業生給學生和高校都帶來了巨大壓力，據報道，上海、北京等地的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隻有30%左右。從宏觀層面講，造成“最難”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王宏源：從經濟層面看。經濟增長放緩，畢業生總量增加，結構性矛盾突出，是導致畢業生就業難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國內外產業重組調整變化很大。2012 年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1%，今年一季度降至7.7%，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需求下降，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呈現“反周期”。另一方面，我國產業仍處在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第三產業對大學生的就業吸納能力增幅有限。有限社會吸納能力與高校畢業生數量大幅度遞增的矛盾使得應屆高校畢業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社會層面看。“最難就業年”實際上是“結構性就業難”。一方面，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二元結構，發展機會、福利保障、醫療衛生、養老保險、子女教育等因素的極度不平衡導致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失衡，大學生就業人口在行業、地域、企業規模和所有制層面的選擇上結構性矛盾突出。另一方面，目前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勞動力市場改革不徹底，市場信號存在嚴重失真問題。一些鼓勵大學生就業創業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還存在“棚架”現象，也影響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

　　衡量教育質量的根本標准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適應社會需要。高校要增強服務學生的觀念

　　主持人：今年的就業難，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一方面是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用人單位，招不到合適的人。這一糾結的現象令人深思。我們的高校教育從中應該做哪些方面的反思呢？

　　王宏源：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主體是學生，社會招工難的主體是企業，這反映出了大學生與企業在發展空間、知識技能、薪酬、工作環境等信息方面的不對稱。用人單位需要的是工作能力強、來了就能創造利潤的勞動者，可缺乏實踐經驗是高校畢業生的先天不足。面對這一糾結的現象，我們的高等教育要把提高質量作為教育改革發展最核心、最緊迫的任務，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適應社會需要作為衡量教育質量的根本標准。

　　我們還要反思高校教育管理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積極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實行教授治學，專家治校，尊重學生主體地位，擴大學院在教學、科研、管理方面的自主權。實行聘任制，以公平科學的考核、評價和聘任制度引導教師把主要精力用於教書育人。完善自主招生制度，根據市場需要向社會提供高校畢業生。

　　朱新濤：首先，要調整高等教育專業結構和層次結構布局。專業結構、層次結構布局要面向市場需求，擴大熱門專業的招生規模，壓縮就業機會少、學生不願學的學科專業的招生規模。要充分運用產業發展策略，在學校與就業部門之間，實現培養規模與專業設置方面的“訂單式”溝通。同時，必須注意的是，要從招生政策、學習和就業待遇方面著手，保護那些社會需要，但在學生選擇中並不熱門的學科專業，如哲學、社會學以及自然科學基礎學科專業、新興學科專業等。

　　第二，要改進高等學校培養管理模式。在課程設置上要豐富﹔在學習方式上要靈活，要加強學生的選擇權﹔在學業成績考試考核上，不能以死板的必修課制度，動輒使學生失去拿到畢業証、學生証的資格，而是要增加考試課程的替代性和選擇性，主動幫助學生取得畢業資格、增強就業能力。

　　第三，高等學校要增強服務學生的觀念。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高等教育實行“雙向選擇，繳費上學”改革以來，與之前計劃經濟時代的精英高等教育時代相比，高等學校學生的受教育者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為繳費上學，從經濟學意義上說，他們同時還是花錢購買高等學校教學服務和管理服務的客戶。現在，一個全日制、寄宿制、繳費上學的大學生，在國家規定的各級各類高等學校學年制度之下，如果不能如期合格畢業，學校理應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第四，在大眾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時代，國家、社會、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個人及家庭要改變教育觀念。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發展，是現代社會分工專業化、社會勞動知識化的結果。每個社會成員的失業與就業，都與其知識和能力密切地、動態地相關。因此，社會就業市場的知識需求是剛性的，而知識結構的需求則是柔性的、彈性的。因此，絕對地壓縮高等教育規模既不符合社會發展趨勢，也不符合受教育者個人願望。然而，對於國家高等教育主管部門和高等學校來說，它們應該承擔的責任是，如何能夠根據社會知識和人才需求市場來調節高等教育的運行並加強學生學業和就業指導，如何盡可能多地提供給受教育者豐富的課程和選擇的權利，他們在這些方面做得越多，在畢業生就業方面承擔的責任就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