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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周:西方“普世價值”不是靈丹妙藥
2013年05月27日14:00   來源: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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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導讀

○所謂“普世價值”的社會載體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

○對於“普世價值”的普適性,甚至連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也表示懷疑。

○“普世價值”的主張,實際上是推銷西方的制度模式,改變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

○把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套在西方資本主義這個魔圈之中,是“普世價值”論的根本目的。

近年來,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十分激烈。一些人極力推崇“普世價值”,認為中國應該“擁抱普世價值”,並按照“普世價值”去發展。顯然,這不是單純的學術爭論,而是有著鮮明的政治意圖。怎樣正確看待“普世價值”,是關系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面對新形勢,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普世價值”的實質和危害,高度警惕和有效抵制“普世價值”的泛濫和干擾,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普世價值”本質上是西方的價值觀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價值是客體對於主體的效用或意義,價值關系反映客觀存在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以經濟關系為基礎的利益關系,價值觀念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那種適用於所有主體、所有時間、所有地點,不以任何條件為轉移的價值觀念是不存在的。

一些人迷信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基本制度,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說成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有人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還有人說,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意識形態,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是人類在長期進化發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義的價值准則,以及由這些准則所規定的基本制度”,是“任何民族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這些人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稱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類文明的主流”。很明顯,所謂“普世價值”,本質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它的社會載體即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

價值從來都是歷史的、具體的,沒有也不可能有超越時空、永恆不變的價值觀念。而且從人類發展史看,幾乎沒有形成從古至今不變的、適用於所有人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但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是隨著社會歷史發展而逐漸產生的,又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被賦予了不同的內容。不同的階級、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民主、自由、人權的實現形式和途徑也各不相同。民主、自由、人權的實現必須植根於本國的文化傳統、基本國情和歷史發展狀況,沒有統一的模式。因此,把自由、民主、人權說成是超時空、超國家、超階級的“普世價值”,是一種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也不符合客觀事實。

必須承認,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曾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斗爭中發揮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而且這些思想的影響至今仍在。但是,在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民主、自由、人權,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實現形式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國家民主、自由、人權的發展,是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通過艱苦斗爭甚至是以血的代價換來的。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在不同的國家其實現形式也是不一樣的。就政治體制而言,美國實行的是總統制,而英國則是議會制。其他國家如法國是半議會半總統制,德國是議會制,幾乎沒有哪一個西方國家是照搬別國政治制度模式的。因此,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不是“普世價值”,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靈丹妙藥,而是代表西方資產階級利益的價值觀念和制度模式。

對於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普適性,甚至連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也表示懷疑。法國前外長韋德裡納與法國國際和戰略關系研究所所長博尼法斯在新近聯合出版的新書《全球地圖冊》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有人質疑韋德裡納是否“過於偏激”地放棄了人權、自由和民主等“普世價值”。他對此回答說:“我一直堅信和捍衛這些價值,但我不無傷感地告訴您,西方世界10億人口在全球60億人口中佔少數,我們認定的‘普世價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現在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價值觀。”事實上,不同價值觀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民族傳統文化以及國家意識形態的影子。脫離了具體國情,違背了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再好的價值觀美景在實踐上都會成為空中樓閣。

宣揚“普世價值”具有鮮明的政治指向性

表面上看,“普世價值”似乎只是一個需要探討的理論問題。其實並非如此。一些人宣揚“普世價值”,具有鮮明的政治指向性。“普世價值”的主張,實際上是在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下,推銷西方的價值觀念和制度模式,從而動搖我們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和根本制度。

隻要看一看“普世價值”論者的說法,我們就不難明白這一點。有人說,在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等這些“普世價值”面前,沒必要區分姓“資”姓“社”。有人說,解放思想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改革開放就是逐步接受“普世價值”的過程,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方面的理論創新,都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尺度,與國際上的民主、憲政等主流觀念接軌。有人說,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認同這些“普世價值”,融入到人類的主流文明中去,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還有人隨意曲解黨的文件中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內容,認為中國共產黨接受了“普世價值”,是“普世價值”的勝利。至此,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已經不單純是學術爭論了。

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是資產階級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不管其內容和形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不管其在不同的國家有什麼樣的差異,這一資產階級性質始終是不變的。比如說兩黨制或多黨制。兩個或多個政黨通過選舉交替上台,輪流執政,表面看非常熱鬧、非常民主,但實質上無論誰在台上,實行的政策大同小異,代表的都是各個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廣大人民的利益。一些人熱衷宣揚“普世價值”,絕不是為學術的爭鳴,而是有政治的圖謀,就是把“普世價值”作為“價值尺度”、作為“政治准則”,來“設計”中國的“基本制度”,來歪曲中國正在實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使中國從經濟、政治、文化上都“融入人類文明主流”。黨的十八大提出“三個倡導”,有人就說,這是“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價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普世價值列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范疇”。其政治用心,已經昭然若揭。

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宣揚為“普世價值”,是西方國家實施的一種“西化”戰略。大量事實証明,西方國家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等旗號,在全世界到處進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滲透,搞“顏色革命”,推翻不符合他們意願和利益的政府,甚至干脆動用武力達到他們的目的。人們不會忘記,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鼓吹所謂的“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並逐步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最后走上了一條亡黨亡國的不歸路。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西方國家不僅強化經濟、政治、軍事的競爭,還把意識形態、核心價值的競爭提到了重要的戰略高度。一些人把從資產階級思想觀念體系中抽象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概念,說成是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民族的“普世價值”,其目的是讓我們在思想上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政治上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

“普世價值”論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政治背景。資本主義文明是不可超越的終極存在,是“普世價值”論的意識形態前提。蘇東劇變前后,以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為代表的西方戰略家們曾大肆宣傳“歷史終結論”,說蘇東劇變和退回到資本主義,表明“人類思想演進的終點和作為人類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把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套在西方資本主義這個魔圈之中,是“普世價值”論的根本目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讓西方一些國家感到不安。他們從自身利益和意識形態出發,對中國的發展充滿疑慮,不想讓他們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受到威脅,因而千方百計地遏制中國。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是要否定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和歷史選擇,妄圖使中國改弦易轍、改旗易幟。

(責編:萬鵬、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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