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中國精神不是一個新問題。它的直接源頭是19世紀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帶來的國家意識的覺醒。關於這一問題之於現代國家的重要性，梁啟超曾於1902年《新民之議》一文中指出：“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那麼，決定著中國歷史存續與現代命運的精神是什麼？自嚴復、梁啟超、辜鴻銘始，中國知識界給出了種種界定，要言之，無非是愛國主義和改革創新兩大主題。正如習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所講：“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愛國主義精神傳統。中國文明之所以綿延5000余年依然活力充沛，核心力量就是這一民族歷久彌堅的國家認同意識。從歷史看，這種國家認同的形成，與自仰韶文化就開始佔據主導地位的農業生產方式有著密切關聯。這種生產方式以家庭為基本單元，以村落為聚居形式，可稱為家庭經濟或村落經濟形態。由此形成的社會模式則依托於血緣，即由血緣關系構建的家族共同體。與此相應，中國傳統國家基本上是這種血緣關系的放大形式。所謂“國家”，不論是先有國還是先有家，或者先有家再有國，家國一體或家國同構均構成了它最重要的屬性。比如，中國古代的國家政治講究“以孝治天下”，就是要將家族倫理放大為國家倫理，在君臣、官民之間建立一種擬血緣關系。這樣，如果人們認為愛家是無條件的，是人基於血緣的自然本能，那麼在國家層面，愛國就同樣不需要理由，它發於情感，同時也是人應自動承擔的政治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