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官先要做好人。做人不到位，做官也做不好。做什麼人、怎麼做人呢？總的說，就是做什麼像什麼，言談舉止合規得體。人是多種社會角色的合成，官也是如此，做好人，就是要求做領導像領導，做下級像下級，做父母像父母，做兒女像兒女……這裡的“像”，是指“合乎角色要求”。憲法、黨章、公務員法、婚姻法就有對公民、黨員、公務員、父母兒女等角色要求的明確規定。今天隻想突出強調一點，做官，特別要做關愛群眾的人。

關愛群眾，是為官的天職。對此，我國自古就有許多美妙動人的說法，盡管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真的關愛群眾。比如，“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今天，我們黨確立了“為人民服務”和“以人為本”思想，強調“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為民之事”（江澤民語），把關愛群眾強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把“關愛群眾”作為當官做人的重點，是因為我們黨的宗旨是“執政為民”，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們的官員是“人民公仆”，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官就是為民，為民才是官。當官不為民，還當什麼官？權不為民用，還叫什麼官？當官，就必須要像胡錦濤總書記要求的那樣“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對群眾生產生活面臨的困難，一定要帶著深厚的感情幫助解決”。這是從官這頭來說的。

從民這一頭來說，群眾迫切需要我們的關愛：群眾盼幸福﹔群眾有難處﹔群眾有疾苦。幸福，一直是人民群眾的期盼和追求。我們黨之所以始終贏得人民群眾的追隨和擁護，就是因為我們黨從成立之初就以“幸福的未來”而“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毛澤東詞句），現在仍然堅持“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溫家寶：2010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人民群眾的幸福產生於其不斷增加和升級的需要和期望的持續的滿足中。因此，人民群眾需要我們持續不斷地關愛。人民群眾的幸福最終實現於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愛群眾首先要表現為一心一意搞建設，千方百計謀發展。由此可以說，身為官員，不謀發展，不會領導發展，不能服務於發展，談不上關愛群眾。

但這並不意味著，隻要抓好發展就是關愛群眾了。事實上，重視發展和漠視群眾、忽視民生的現象是大量地同時存在的。關愛群眾，還要具體地表現為時刻關心群眾的痛痒。

從總體上看，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越來越好了，但是，無論何時何地，總會有人有各種難處：糊口難、住房難、吃水難、行路難、上學難、就業難、看病難……這些難，對這些個人和家庭都不是小難。存在這些難的，在有些時候有些地方，涉及的個人和家庭數量還不少，甚至有些帶有普遍性。關愛群眾，就不能漠視這些難。個別的難，用特別的辦法去解決﹔普遍的難，制定方案，創造機會，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解決。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結束后答中外記者問時說：“一個正確的經濟學同高尚的倫理學是不可分離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工作和社會發展都要更多地關注窮人，關注弱勢群體。”我們當然不可能一下子解決所有的難，群眾也不會這樣苛求我們。但我們一定要把為民解難作為思考的重點，作為工作重點。想方設法付諸行動，讓群眾有盼頭，有希望。

由於種種原因，一些群眾不只是有難，而是有疾苦。這些疾苦，有自然災害造成的，由生老病死造成的，由突發事故造成的，有的甚至還因為是見義勇為造成的。對這些疾苦，組織上能解決的，組織去解決﹔組織不能解決的，通過發動社會獻愛心去解決，通過建立健全慈善或救助機制去解決。無論怎樣解決，都要靠我們去組織和倡導。一人幫眾人，實力再強也會力不從心﹔眾人幫一人，困難再大也易如吹灰。這正是我們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優越性。這個優越性，關愛群眾，就能看到﹔也隻有關愛群眾，才能用好。

對群眾的關愛，來自兩心：一曰責任心，一曰愛心。責任心要求我們從職責和使命出發去關愛群眾，愛心要求我們從道德情感和手足親情出發去關愛群眾。兩心有一心便足矣，兩心都俱備，既有責任心又有愛心，那便是群眾的福份了。

每一個官員都應當讓群眾擁有這福份。可是，總有那麼一些領導干部，他們不去關愛群眾，只是關心自己﹔或者不是真心關愛群眾，只是唱唱高調，做做樣子。他們關心自己的升遷，甚至剛剛提拔，就開始考慮如何再上一個台階了，他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為了不斷得到升遷﹔他們關心子女親朋的利益，甚至不顧面子、不惜名聲，甘付沉重代價，千方百計為子女親朋謀取利益尋找時機，提供方便﹔他們貪圖享受，高消費，講排場……他們對自己關愛備至，就是忘記了領導干部的天職——關愛群眾，對群眾的難處與疾苦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對群眾的幸福與尊嚴置之度外，無所用心。這樣的干部，要他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