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領導干部，無論級別高低，也無論在什麼崗位，應當自始至終清楚地認識兩個問題：一是應當做什麼，二是不能做什麼。應當做什麼，可以稱之為理想或者追求﹔不能做什麼，或者叫不應該做什麼，可以看作是忌諱或者底線。一個人從普通的社會成員，成長為一定崗位、一定級別的領導干部，首先要知道應當做什麼，也就是要樹立理想和追求。“新官上任三把火”，“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民作主”等等，就是古代官吏對應當做什麼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是人民公仆，理想和追求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實踐“三個代表”，就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就是構建和諧社會等等。黨和人民對我們應當做什麼提出了種種要求，這些要求既有非常原則的，比如為人民服務﹔也有非常具體的，比如搞好城市管理﹔既有宏觀的，也有微觀的。同時，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等人，以他們可敬可學的感人事跡，為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樹立了好的榜樣。所以，領導干部應當做什麼這個問題是不難搞明白的。

如果說“應當做什麼”是為一個領導干部“添彩”，使我們通過做應當做的事情，讓形象越來越飽滿，越來越可敬，那麼“不能做什麼”，就是為一個領導干部“護身”，就是保護自己。一個領導干部，固然要樹立理想和追求，但同時也要把握一些起碼的忌諱或者底線。當然，“添彩”和“護身”的說法是相對的，實際上護身行為也有添彩的作用，添彩的行為當然更是護身。毫無疑問，形式主義、表面文章、沽名釣譽等不屬於我所說的添彩，那是抹黑﹔求神拜佛、尋求靠山更是護身的歪門邪道。

對於一個領導干部來說，忌諱的東西是很多的，為此有關部門為我們規定了很多“不准”，我們應當銘記在心，認真執行。我體會到，對於我們領導干部來說，最基本的、帶有根本性的忌諱有四個：這就是想發財、圖省力、求回報、帶私心。把握好這些底線，避免了這些忌諱，其他“不准”就有了自覺性，對其他底線或忌諱的堅持就有了一定的生成機制。因此，我這裡提出四句話，與大家共勉。

第一句話叫當官不想發財。因為當官不是發財的崗位。就像老師不是看病的崗位一樣。做了官還想發財，就像當老師給人看病掙錢一樣，遲早會出事。既然當了官，就要把發財這個願望徹底拋棄。要想發財做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當官，因為當官和發財是犯沖的。做了官還謀取發財，出事是早晚的事。做官想什麼呢？當官隻想為民。這不是高調，這是崗位要求，因為當官是為民的崗位，就像醫生是看病的崗位、教師是教書育人的崗位一樣。醫生隻想救死扶傷，老師隻想教書育人，我們當官就隻想為人民服務。

第二句話為民不遺余力。既然當官只是為民，那麼我們為民要做到怎麼樣呢？第二句話為民不遺余力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既然上級和老百姓把這方的責任交給我們，就指望我們了。所以我們要滿負荷工作，開足馬力運轉，為人民著想，為百姓解決問題。小河上是不是有橋、學生是不是有課桌、生活困難的有多少戶、哪些下級單位還需要我們幫助解決困難等等，作為領導干部都要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想辦法加以解決。當前特別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以以人為本為核心，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為基本要求，以統籌兼顧為根本方法，盡心盡責、鞠躬盡瘁，狠抓科學發展、和諧發展。

第三句話辦事不圖回報。領導干部辦事通常表現為審批、支持、扶持、管理等等，這些事都是社會和老百姓要求我們做的事，也是我們責任范圍裡的事，我們給老百姓蓋個公章，出個証明，發個執照等等，就像服務員為我們倒一杯茶水、遞一條毛巾一樣是服務，我們不應當謀求個人的回報，就像服務員倒茶水、遞毛巾不指望回報一樣。我們隻圖讓人民滿意，讓社會方便。如果把人民群眾的滿意和稱贊也看作是回報的話，那麼這種回報是我們要追求的，這就是“金碑、銀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我們有些干部，不是事辦的不好，而是辦事索要回報，這就損害了黨的形象、公務員隊伍的形象，個人也很危險。

第四句話工作不帶私心。有了私心就不能搞五湖四海，而是團團伙伙，拉幫結派﹔有了私心就不公開，暗箱操作﹔有了私心就不公平公正，違反原則地偏袒、歧視、照顧﹔有了私心就不規范，隨心所欲﹔有了私心就心胸狹窄，打擊報復、穿小鞋等等。可見私心是我們履行職責、干好工作的大敵。我們要做事，要做工作，比如要建房、要修橋、要鋪路，要蓋文化公園等等，應該招標，誰夠條件，就讓誰干。如果夠條件不給干，千方百計給親戚朋友干，這就是私心了。這樣好事做得再多，老百姓指指戳戳就越多。機關要進人，要提拔干部，這些都是好事，應當公開、公平、公正。如果帶著私心辦這些事情，“好事”做的越多，形象損害也就越重。工作不帶私心就是要做到立黨為公，秉公辦事。從工作需要出發，從群眾利益出發，從實際效果出發。

一個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如果做到了“四不”，基本上就是一個好官﹔如果把“四不”換成“四要”，當官要發財、當官要省力、辦事要回報、工作要有私心，超越為官的基本底線，這個官就非常危險了。

（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