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大同社會”

　　知識分子天生就具有一種比一般群體更多的超越自我和現實的價值追求，他們也更能理性地設計和實現自己的夢想。在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們慨然負起了傳統和現代知識分子所共有的為拯救社會的責任，夢想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和支撐著他們作精衛填海式的奮斗。1932年，在一個特殊的內外不安的環境裡，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集體表演了一場“夢幻暢想曲”，請看他們的表白——

　　朱自清：“未來的中國是大眾的中國，我相信。這不是少數人憑著大眾的名字，是真的大眾。”

　　施蟄存：“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一個太平的國家，富足，強盛。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

　　穆藕初：“政治清理，實業發達，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便是我個人夢想中的未來中國。”

　　冰心：“我夢見一個沒有國界、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別的大同世界﹔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國家。”

　　葉聖陶：“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飯絕不是什麼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個、兩個人的大肚皮。”

　　郁達夫：“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

　　楊杏佛：“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應當是一個物質與精神並重的大同社會。”

　　俞寰澄：“我想未來的中國，一定是個聯邦社會主義的國家。”

　　柳亞子：“我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

　　鄒韜奮：“我所夢想的未來中國，是個共勞共享的平等社會。”

　　朱隱青：“無階級專政的共產社會。”

　　張申府：“我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主義的理想的。”

　　注重完美主義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們，雖然具體主張不一，但是多數有共同的取向：社會主義。雖然對於社會主義的具體理解未必一致，但賦予其美好的意境則是共同的。

　　工人：增加工資，改良待遇

　　有關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至1936年間上海發生的勞資爭議和罷工案，最多時每年達到339件，最少時也有187件。其中直接為工資待遇問題發生的勞資爭議和罷工案，最多時每年為164件，最少時也有70件，始終與勞資爭議和罷工牽涉的廠家有4000余家，人數達13萬人以上。

　　那時的工人生活真苦呀！著名的社會學家陳達解放前曾經在上海調查到這樣一個煙廠工人每月家庭開支狀況：全家連父母的收入，每月共得20元，每月開支——米6元，小菜5元，買柴火1元，付房租6元，零用2元。菜隻能買些青菜、豆腐、黃豆芽，至於白菜、黃魚是很少吃的。房子隻能租一個后客堂，普遍沒有窗戶，屋裡陰暗潮濕，零用錢2元隻能照顧到肥皂、毛巾及開水等最起碼的開支。賺的錢可憐巴巴，但干的活卻非常多。上海各行業工人每日平均工作時間1930年為10.61小時，1936年為10.57小時，1941年為10.84小時,1946年為9.94小時。

　　累點，苦點，也就忍了，畢竟還能活下去。工人們最擔心的還是被解雇，那樣生計就斷了。例如，大生紗廠的一個工人這樣回憶：“爹娘死了以后，我的年紀大了。……心裡非常難過的,常常想起來就哭……我以后老了，廠裡不要我了，我靠誰去生活，靠誰吃飯呢？”這個工人沒有想到去革命，但他又真心地感謝共產黨的革命——“做夢也沒有想到，解放以后，共產黨、毛家伯伯讓我退休，還養我的老，照常拿錢。”近代中國工人增加工資、改良待遇的夢想，在1949年之后基本得到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