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超額剩余價值的驅動：一浪高過一浪的創新

馬克思考察了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對於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更是給予了濃墨重彩的論述，因為這是一種旨在通過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方式。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中，馬克思用“相對剩余價值概念”、“協作”、“分工和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等四章，依次遞進地論述了相對剩余價值及其歷史發展的進程，証明了相對剩余價值是通過創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方式，因而是一種資本密集的生產方式。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以造針為例，認為分工可以提高勞動效率。馬克思進一步認為，先進的造針機器比技術沒有變化的條件下僅靠分工形成專業化效率更高。他寫道：“據亞當﹒斯密說，在他那個時候，十個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針48000枚。但現在，一台機器在1個11小時的工作日就能制針145000枚。一個婦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4台這樣的機器，因此她用機器每天可以生產近60萬枚，每星期就可以生產300多萬枚。” 馬克思用這樣生動的案例，說明了創新是怎樣提高效率的，這種創新對企業是如何的生死攸關。

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是整個社會通過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更多地是採用這種方式。但這不僅是技術創新，而且是社會組織方式，企業管理方式的創新，這種變革是一場革命。馬克思在揭示相對剩余價值的本質的時候十分深刻地寫道：“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求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須的工作日”。

馬克思的上述論述十分深刻。僅僅把創新理解為技術創新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沒有社會條件的變革，創新就不可能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例如，在一個不保護知識產權、官本位、不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發揮比較優勢、實現自我價值的廣闊空間，不鼓勵冒險，不鼓勵打破傳統，不能包容失敗的社會，一個壟斷現象普遍存在，從而抑制有效競爭的社會，就會極大的阻礙創新。

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單個企業通過率先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得的是超額利潤，但這種超額利潤只是暫時的。按照產業發展的規律，一旦有新的生產方式、新的技術、或者新的產業的出現，其他企業就會迅速進入，超額利潤隨之被平均，於是在競爭壓力下又有了新層次的創新。對此，馬克思寫道：“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採用，因而比較便宜的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價值也會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採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於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採用新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強調：“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沖動和經常的趨勢。” 創新打破了已有的均衡，在新的層次上又有了新的均衡，這種均衡再被打破，又有了新的均衡，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

現代經濟學家的研究印証了馬克思的論述。經濟學家熊彼特和庫茲涅茨繼往開來的研究了創新，他們一致認為創新引領了經濟的發展。據熊彼特考察，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的重大創新引發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長周期，即由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於1926年首先提出的，被命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周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長周期相對人類經濟生活也是一個裡程碑式的改變。例如，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所謂的產業革命時期，而且專指第一次產業革命﹔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於經濟發揮重要作用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得出了幾乎與熊彼特完全一致的結論，他說：“在許多工業中，在某個時期，基本技術條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時，一個時代就開始了。”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各個流派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考察市場經濟，都得出了幾乎相同的結論：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創新的機器，其成果就是一系列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