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日本政壇風雲變幻，首相頻繁更迭，但是，日本社會卻相當穩定。這與日本對國民收入蛋糕的分配很有關系

做大蛋糕而非蛋糕盒，才能真正增加國民收入

一個大大的蛋糕盒，如果裡面裝的蛋糕很小，那麼，每個人能分到的就很有限。GDP與可分配國民收入的關系，類似於蛋糕盒與蛋糕。蛋糕盒做得大，並不意味著裡面的蛋糕也同樣大。因此，我們觀察日本經濟及其國民收入水平，不但要看GDP增長率，更要看其可分配國民收入(日語稱“可處分國民所得”)的增長狀況。從1955年到1985年間，日本的可分配國民收入增長了35.5倍，年均增長率為12.7%，其中，居民收入總額增長了34.2倍，年均增長率約為12.6%。由此可見，日本用來分配給國民的蛋糕，增長得相當快。

在日本，蛋糕快速做大的過程，既是不斷引進新技術、發展新產業、提高產業結構的過程，同時也是所有產業努力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附加價值率的過程。附加價值率是在生產過程中新增加的價值在產品總價值中所佔的比率。一般而言，新興行業和壟斷行業，容易獲得較高的附加價值率。

日本企業不斷向更高的產業層次發展，提高深加工能力和精加工水平，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目的不外是謀求更高的利潤，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率。附加價值率越高，企業的利潤越豐厚，勞動者的收入才有可能增加。勞動者的收入不斷增加，才能有不斷擴大的國內市場。

蛋糕怎麼切，初次分配很關鍵

日本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也體現在它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上。從1955年到2008年，居民(含個體企業)在可分配國民收入中佔比最低時為72.72%(1969年度)，最高時達90.33%(2008年度)。同期，企業佔比最高時為10.19%(1969年度)，最低時為-0.91%(受石油危機影響最嚴重的1974年度);政府佔比最高時為21.24%(1990年度)，最低時為3.72%(2008年度)。在戰后相當長時間裡，居民成為日本唯一的“資金剩余部門”。

日本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佔絕大比重的分配格局，不可能靠再分配來實現。再分配的作用是對初次分配的不完善之處進行“事后找補”。如果初次分配階段的基礎打歪了，事后無論怎麼找補，也難以修正過來。

需指出的是，作為“事后找補”的再分配，需要借助權力進行，其代價高昂。與再分配截然不同，初次分配主要通過市場機制進行，所付代價遠低於再分配。因此，明智的制度選擇是：能夠通過初次分配解決的問題，不留到再分配階段，否則會給權力尋租和腐敗留下很大空間。初次分配並不等於完全放任市場調節。因為市場的分配功能是在制度規范下形成的。以日本為例，其初次分配格局的形成與下述兩方面的制度約束密切相關。

一是美國佔領當局主導的戰后改革，從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經濟基礎出發，在解散財閥、打擊大資本家氣勢的同時，將日本政府操控的財力限定在較小的范圍，形成了“小政府”格局。后來，盡管美國的對日政策發生了改變，但已經形成的分配格局卻延續下來。政府遇有財政資金不足，不能輕易通過增稅解決。這也是如今日本公債不斷增大的重要因素。

二是健全勞動法，保障勞動者參加工會的權利，確立工會與用工方(企業)擁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增強勞動者的團體交涉力。自1955年起，日本各企業工會為爭取提高工資和勞動待遇而搞的“春季斗爭”成為慣例。從氣勢上看，“春季斗爭”變得越來越“溫柔”，甚至有些流於形式，但是，要求企業在收益增加的情況下給員工漲工資，也近乎成為慣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