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為何不能避免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　　
　　清朝開展洋務運動，即便以 1865年設立江南制造局為標志，也早於日本的明治維新（1868年），到甲午戰爭結束正好30年。如果按《日本會第三次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嗎》一文作者的邏輯，沒有甲午戰爭，“一個全新的中國可期”，洋務新政所指引的現代化進程又何以不能避免中國在甲午戰爭的慘敗呢？
　　且看梁啟超對洋務新政的批評：“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在《變法通議》中，梁啟超援引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對中日維新的觀察，實際也說明洋務新政為何無法強國。“昔同治初年，德相畢士麻克（即俾斯麥）語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某廠船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
　　據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甲午海戰時的中日軍力如果單單比較數量和規模，中國甚至佔優：中國海軍軍力列世界第八，日本僅居第十一﹔中國定遠和鎮遠兩艘主力艦各七千噸，日本最大戰艦不過四千噸。大清朝的戰敗，難道真是因為堅船利炮之器用不如日本嗎？
　　蔣氏評價洋務運動乃“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但囿於洋務領袖們的認識和社會濃厚的守舊風氣，方案不徹底，也得不到徹底執行。而“日本的方案比我們更徹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
　　甲午戰爭能夠避免嗎　　
　　或曰，清王朝當時如能放棄高麗，李鴻章如能頂住主戰派的壓力，便可避免甲午戰爭。但是，撇開當時士大夫之普遍昧於形勢、輕藐日本、一味好戰不談，縱然沒有甲午之戰，縱然日本不對外擴張，中國便不會遭到侵略從而得以在和平環境中推進現代化嗎？
　　如果這種假設成立，連鴉片戰爭亦可按照同樣邏輯提出同樣的質疑，前人關於“落后就要挨打”的論斷也可推翻。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必然與中國發生戰爭，問題隻在時間早晚。明治天皇即位之初，就提出“拓萬裡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對外擴張國策，日本的維新目標非常明確，即擺脫“被瓜分者”地位，成為“瓜分者”的一員。以當時的情勢，因維新而強大的日本對“東亞病夫”動武勢在必行，更何況清廷洋務新政之真相早就盡落西洋人眼中，難道日本會不知道？
　　從全球角度看，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遠東地區”，是全世界最晚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地區，而19世紀后半葉又逢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鼎盛時期。以中國之積貧積弱，落后而不挨打，安享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在當時基本沒有可能。即便不挨日本打，也會繼續挨西方列強打。甲午戰后，俄法德列強聯手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其虎視眈眈的心態當時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