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放春秋假：放假多了 孩子誰陪

析

社會環境變，帶薪休假難

家校之間缺少社服機構

李亦青很疑惑，父母那一代雖是多子女家庭，但壓力似乎並沒有這麼大。而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兒所所長孫紅艷看來，這與社會變遷有關，“這一代人生存壓力大，要兼顧家庭和事業並不容易。”

在很多發達國家，帶薪休假制度比較完善，時間也較長。但對於大多數國內家庭來說，這一點目前難以實現。況且，如今孩子們的生活環境也早已不同以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部分孩子脖子上挂個鑰匙去上學，放學后自己回家做作業、在弄堂裡和小伙伴玩。當時，大孩子帶小孩子，鄰裡之間幫忙看孩子，也都平常。“如今，鄰裡關系變得冷漠、社會環境更復雜，原來這些看孩子的方式都不太可能了。”孫紅艷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看孩子壓力日益增大，最關鍵原因是目前我國在家庭和學校教育之間缺乏公益性質的社會服務機構。由於教育部禁止學校辦各類形式的培訓班、托管班，大部分公辦學校對學生的課后時間不敢管。政府服務的缺失，導致家長上班時間與小孩放學、放假的時間差變成一個大市場，各種不規范的商業化培訓機構蜂擁而入。由此帶來的安全隱患、教育質量低劣、價錢昂貴增加了家庭的各種壓力。

“在美國，一個地區的學區教育委員會承擔了很多學校之外的教育活動，由家長會、大學生義工等組織的活動也很多。”熊丙奇說，孩子們還可以在社區圖書館、科技館等完善的公共空間中享受到安全優質的服務。因此，雖然美國孩子的假期更多更長，學校開課的時間一年隻有約180天，但家長們的壓力卻相對較輕。

反觀國內的少年宮、科技館等，如今很多變成了商業化運作的機構，社區活動室也全是為老人服務，孩子們到哪裡去活動？正是公共活動空間的縮小和活動形式的匱乏，讓“看”壓力越發集中於小家庭。

公益服務機構的匱乏，也折射出政府在資金方面的缺位。由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的關愛基金去年開始推出為期一年的“課余托管試驗計劃”，受惠學生大都來自低收入家庭。但相對於巨大的需求，這一服務依然是杯水車薪。香港婦女協會中心總干事廖珮珊認為，政府在提供托管服務上應該有更多承擔。

解

社區伸援手，學校增職能

多方合力卸下“看”重擔

不少專家認為，學校、家庭、社會都是教育孩子的主體，“看”壓力需要合力緩解。

針對國內社區青少年服務的缺失，專家建議可在社區建立一個公益性的少年兒童活動中心，由政府提供一部分經費，組織社區裡的“五老隊伍”、大學生志願者參與，“將很大程度上緩解家庭的看護壓力”。

事實上，社區看護的管理方式已在一些地區試行。從2009年開始，杭州在20個社區試點“四點半課堂”，由社區負責把就近上學的孩子接到社區活動中心，輔導功課、組織活動……課堂以公益性為主，每個月收取430元的基本運行費。雖然備受家長歡迎，但杭州市健康社區服務中心主任原曉華坦言，運行幾年來，最大的問題還是經費困難，“師資、場地等都需要錢，若要長期運行，需要政府的進一步支持”。

至於長假中的看護問題，國外一般是通過社會服務機構來解決。據了解，在美國，20％到40%的孩子都會選擇參加夏（春、冬）令營。這些活動由當地文化館、藝術中心、體育機構、大學或中小學校，甚至植物園和動物園等舉辦，涵蓋各學齡段。為讓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參與，一些夏令營還為這部分孩子提供全部或部分資助。

不少家長更關心能否由公辦學校來承擔一部分看護壓力。在他們看來，學校的陪護更安全一些，也更利於孩子的成長。孫紅艷介紹說，在北京、上海等地，曾有學校嘗試開設課后陪伴班，但反響褒貶不一。“反對的聲音集中在少數老師和家長，前者對課后陪伴有怨言，認為加大了工作量，后者則對額外收費表示不滿，一些學校因此不敢再輕易嘗試。”

而觀念上的障礙，被孫紅艷視為比制度障礙更嚴重。“隻要把關系理順了，平衡好各方利益，更加規范操作，公辦學校的看護是可以執行的。”

此外，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副教授王和平提出，“家庭合作社”也是一種解決之道。由幾個就近居住的家庭輪流接送、輪流看護孩子，既能減輕家長壓力，也能讓孩子們擁有更多小伙伴。“在城市裡，這種互幫互助的鬆散家庭組織可以嘗試。”王和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