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長征期間曾三次負傷，命懸一線。

第一次是在貴州甘溪鎮，父親傷在頭部，又趕上發瘧疾，昏迷不醒。從甘溪鎮突圍的紅六軍團不願扔下這個16歲的小司號長，衣衫襤褸的官兵們赤腳抬著擔架，在無向導、無食物、無彈藥、無藥品的深山密林中轉來轉去，直到和賀龍的紅三軍會合。從此，這兩支隊伍就再也沒有分開過。

1935年3月，父親第二次負傷是在湖南大庸后坪鎮，傷在腳部。由於軍情緊迫，紅二、六軍團不得不把傷員托付給可靠的人家。一位老鄉背著我父親走了很長很長的路，把他隱藏在樹上的小窩棚裡。張家界莽莽林海，九天九夜，一個17歲青年紅軍孤獨堅守。后來，一次偶然的戰機，紅二、六軍團打回張家界一帶，四處尋找負傷的小兵，父親終於回到部隊，就像大流離中失散的兒子重投母親的懷抱。

1936年3月，父親在雲南馬龍第三次負傷，左腿、左手中彈。紅軍官兵冒著槍林彈雨，輪流抬著他趕到麗江石鼓鎮。2000年春天，我曾在石鼓鎮找到一位親眼見過紅軍的老奶奶。她說：“1934年我十二歲，家裡住了一個紅軍傷員。那天急匆匆跑來一個師長，把傷員抱上我家的白馬。我牽馬馱傷員，師長跟著走，終於在木瓜寨追上渡江的隊伍。師長說，謝謝你，牽白馬的小唔妹！他還脫下身上唯一的背心送給我。”這件殘破的背心陳列在石鼓鎮紅軍紀念館裡，直到一寸寸地朽成碎片。

長期機動作戰，環境異常艱苦，紅二、六軍團堅持把傷病員安排在安全可靠的地方。這支愛兵如子、愛民如爹娘的仁愛之師，不知使多少傷病員得以逃脫殘忍無比的追殺和鮮廉寡恥的出賣，撿回一條命。

2006年4月，解放軍總醫院，年近九旬的老父親已進入彌留之際，插上呼吸機的他再也發不出聲音，隻能用慈愛的眼神捕捉我們。我的小妹見父親有話說，便小心翼翼為他托起一副寫字板。氣若游絲的老人聚集起全身力氣，用唯一能夠活動的右手顫巍巍地寫起來，寫一筆，歇一下，額頭上冒出細碎的汗珠，無法自持的手腕把所有的筆畫摞在一起，寫字板上留下了歪歪扭扭的五個黑疙瘩。父親的力氣用完了，頭一偏，陷入沉沉的昏迷。后來他又執意寫過一次，隻寫了四筆——橫豎豎橫，接下來的一筆顯然是撇，筆在紙上一劃，父親就悠悠地飄走了。

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焚化爐前，我們用顫抖的雙手在雪白細碎的骨灰中尋找。那烈焰過后留下的，是依舊觸目驚心的兩塊彈片——這是戰爭留給父親的紀念，還有幾塊已徹底融化，消失得無影無蹤。

小時候，我們觸摸父親的傷痕，那是出於好奇。從那時起我們就知道，在長征途中負傷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有誰統計過，長征的幸存者中有多少人負過傷？這種負傷是在迎面沖向戰場時，還是掩護部隊撤退時？長大后，我們不敢碰這坑坑窪窪扯拽著神經的傷痕，因為我們懂得了痛苦，知道要奮斗就會有犧牲，從古到今，西方國家和中國文化對暴力革命的解釋如出一轍。“文革”中，我的父母落難成了牛鬼蛇神，有人污蔑我父親是假黨員，找蕭克調查。蕭克說，你們看看這個放牛娃出身的老紅軍身上有多少槍傷彈痕，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今天，當我們凝視這黑乎乎的金屬小顆粒時，我們看到了父輩的另一種生命狀態，與我們的完全不同。你能心如止水嗎？

在我們的悲痛稍微平靜一些時，小妹來電話確認，經過無數次痛苦的追憶和思考，終於恍然大悟，那像天書一樣的黑疙瘩是典型的革命語言“共產黨萬歲”——父親對曾給予他生命尊嚴和人生價值的共產黨感恩不盡，希望她萬年永續。

這就是父親在天堂門口的瞬間影像，不管當下的人們怎麼想，它依舊真實而頑強地迸射著精神的光芒。

(作者為中國東方航空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

(摘自《紅旗文稿》2012年第22期)

來源：《紅旗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