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至今，我國最重大的經濟制度創新有三件：一件是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快速改變了新中國成立三十年來農產品全面緊缺、限量供應的局面。另一件是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為此后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制度安排。第三件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加快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並從中受益。

　　在這三項制度創新中，第二項不僅處於中間時段，而且相對更具全局性、戰略性和根本性，因而更顯重要。在這項制度創新中，有一件事非常值得重視，就是1991年10月至12月中央主持召開了11次專家座談會（每次半天），醞釀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過程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我是這11次會議的參加者，雖然已經過去20多年，但有些情況仍然記憶猶新。

　　會議背景和座談會設計

　　1991年8月初，中央就開始醞釀召開若干次座談會，對一些重大經濟問題進行系統研究和討論，主要目的是為次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經濟體制和政策綱領提法進行醞釀、聽取意見。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找了一些對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有研究的同志（如吳敬璉、周小川）談話，請他們作准備。

　　事實上，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央就提出要在經濟管理體制中利用市場調節，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1982年，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指導方針﹔十二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使大家的認識跨越了一大步。到了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

　　1989年，一些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者對前一段“市場取向”改革產生了懷疑，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應當堅持“市場取向”改革，主張實行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體制。

　　上述爭論在1990年和1991年比較激烈，報刊也發表了一些表達不同觀點的文章。更好地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路線，凝聚改革共識，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召開專家座談會，為黨的十四大提出具有前瞻性、現實可行的方案與構想，特別是在以什麼樣的經濟體制作為經濟改革目標、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應作何表述等方面，廣泛聽取有關專家的意見。

　　參加11次座談會的專家大部分是經濟學家，其中有中國社科院的劉國光、蔣一葦、李琮、陳東琪、張卓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王慧炯、林毅夫，國家體改委的楊啟先、傅豐祥、江春澤，中國銀行的周小川，國家計委的郭樹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聯部的專家等，總共不到20人。每次會議均由江澤民同志主持，一些中央領導同志也出席其中一些會議。

　　在一開始主持會議時，江澤民同志就明確指出，座談會是內部研究，主要是聽取大家意見，不作結論。會議充滿了自由討論的氣氛，與會者沒有桌簽，專家到會議室后自由選座位，發言順序也不預定，多數專家不是念事先准備好的發言稿，而是敞開思想著重講自己的意見﹔也有即興發言的，但一般要求會后提供書面發言稿。

　　座談會討論的問題：第一個是分析資本主義為什麼“垂而不死”，其體制機制和政策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第二個是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劇變進行分析，研究是什麼因素導致蘇東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和危機，以致發生解體和劇變。在對這兩個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專家們解放思想，對我國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問題進行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