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一直在防范別的國家會進犯中國，現在中國周邊的國家都在防范中國進攻他們，這是一個安全形勢的大轉變。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們更應有自信“不戰而屈人之兵”

　　隨著近來領土爭端的集中爆發，尤其是釣魚島事態不斷發酵，久違的戰爭言論再次浮現。要不要通過戰爭維護我們的領土權益，成為街頭巷尾和媒體討論的熱點。然而，古人講“先謀勢而后動”，在戰與和這種關鍵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慎重。分析戰爭與和平的辯証關系，首先要對我們所面臨的安全局勢有清晰的判斷。事實上，除了領土爭端，有一些更為基本的因素決定著我國的安全環境。

　　用好政治，化解危機，創建安全環境

　　新中國建立后相當一段時間內，政治關系是主導我們周邊安全環境的主要因素。在當時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抗的大背景下，我們處於共產主義國家陣營。后來中蘇關系破裂后，政治關系仍主導了安全環境，以前的盟友加兄弟變成了敵人，再加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我們周邊構筑的反共包圍圈，於是大部分國家都是我們的敵人，朋友很少。政治關系影響了我們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而敵對關系又直接威脅著我們的安全環境。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安全環境發生了很大改變。改革是向內的，而開放則是對外的，主要是向西方開放，這需要解決一個政治關系的問題，即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所以我們以中美關系改善為契機，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到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們全面改善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隨后，鄧小平接連訪問日本、東南亞和歐洲，把我們周邊與西方主要國家都走遍了。最后在九十年代初，冷戰結束后，我們與韓國改善了關系。這樣我們就把一大批鄰國從過去的敵人變成了現在的朋友，冷戰結束后我們又改善了同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中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如越南、老撾)等的關系。

　　自改革開放到九十年代初，我們已逐步把所有周邊國家都由敵人變成朋友。這是第一次周邊國家由敵變友的轉變，新中國建立以后幾十年由周邊敵對國家帶給我們的威脅至此已基本消失，這是很大的轉變。

　　冷戰結束后，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一度成為我國的重要課題，於是我們又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伙伴關系，把幾乎所有國家都變成了伙伴。這是中國外交對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當時我們特別擔心，因為世界上隻剩下中國、越南、朝鮮、古巴這四個社會主義國家了。當時美國躍躍欲試，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理論，稱從此以后再也沒有共產主義國家。這個結論也意味著另外一場大對抗的開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確定了對美關系原則：一是避免對抗，二是尋求合作。同時我們與周邊國家建立了許多伙伴關系。盡管伙伴關系不同於結盟關系，是非約束性關系，但總的來說，伙伴關系就是非對抗關系，即協商、共處關系。伙伴關系對沖了對抗結盟，和平也就得到了保証，這幾十年我國沒有卷入戰爭，也緩和了矛盾，增加了協商與合作，保証了和平發展的大局，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沒有的。

　　這裡，至關重要的因素有兩個：一是中國的決策判斷。比如，中國在做出改革開放的大決策時曾有一個大判斷，即世界戰爭一時打不起來，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於是才著力改善實施改革開放所需要的外部和平發展環境，放棄了准備打仗的政策;二是中國不斷提升的運籌能力，即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帶來的綜合實力增強，大大提高了中國主動構建對外關系和環境的能力。回顧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可以說，正確的政治判斷與決策和包容的政治關系在防止戰爭、構建和平發展環境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代價最小，收益最大。這些經驗對我國應對復雜的國際關系與環境仍然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