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簡介：張維為，曾在上海當過三年工人，復旦大學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系碩士、博士，曾為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現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客座教授、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著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系的思考》、《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等著作，以中英文發表過許多關於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比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兩岸關系的文章。

　　與西方道路相比，中國道路具有兩個核心競爭力

　　記 者：與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相比，中國道路的獨特之處何在？中國道路超越西方道路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張維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十八大報告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在政治上，我們中國道路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選賢任能，選賢任能制度已經挑戰了西方民主制度。黨的十八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至少有兩任省委書記或其他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要治理好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的才干和能力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

　　記 者：那麼，我們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相比於西方國家，體現在哪裡？

　　張維為：我覺得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主要有兩個，首先，在政治上就是選賢任能。選賢任能制度也是一種“選拔加選舉”，或者叫做“選拔加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事實上中國在各個層級上的干部選拔任用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流程：首先有一個選拔過程，然后有背對背的考察，一定范圍的民調和選舉等。這個制度並非完美無缺，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但這個做法的方向是正確的，它符合中國的民情國情和文化傳統，也借鑒了一些好的國際經驗。

　　我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室，我們的“選拔加選舉”模式，雖然還可以完善，但已經不害怕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西方的一人一票選舉制最大的問題就是選不出杰出的領導人。英國前首相丘吉爾說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不壞的制度，至少能夠保証壞的領導人出局。我們現在的制度設計裡，包括領導的任期制、退休年齡等制度安排，其實也做到了這一點。而西方很多國家領導人沒有退休限制，日本的石原80歲了還想競選首相，在我們國家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丘吉爾說的“最不壞”的制度，這大概等於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在中國選賢任能傳統源遠流長，中國政治文化強調治國要靠制度，也要靠人才，我們應該選擇盡可能好的、經過考驗的、有才能的領導人，這是“上上策”。我國的政治制度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証壞領導人出局）的結合。所以與西方選舉政治制度相比，我國的政治制度更有競爭力。

　　其次，在經濟上就是混合經濟。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把它叫做混合經濟，將“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結合了起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還需要不斷完善，但是道路和方向已經非常明確，就是要超越西方模式。現在我們的混合經濟，雖然還可以繼續完善，但已經不害怕和華盛頓共識競爭，是西方陷入經濟危機而不是我們陷入經濟危機，是西方陷入金融危機而不是我們陷入金融危機，是西方陷入債務危機而不是我們陷入債務危機。我們人民生活改善的規模和速度，世界上無人可比。

　　一個是選賢任能，一個是混合經濟，這是中國發展道路超越西方發展道路的兩個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