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時期的農民政策與蘇共亡黨、蘇聯解體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1924年列寧去世，新經濟政策逐漸被廢止，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又得以恢復。特別是斯大林認定蘇維埃制度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聯合的社會化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之上，因此必須摒棄列寧生前所倡導推行的新經濟政策，必須將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集體農庄，使“各地區毫無例外地都布滿集體農庄和國營農場”。要加速工業化，就亟需大量的資金。資金從哪裡來？從廣大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中“擠”出來。可是農民們又不願意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意願交出糧食，於是將農民們趕進集體農庄便是一條捷徑。而集體農庄在用強制手段確保高效收繳糧食的同時，卻扼殺、遏止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既無權決定自己的生產內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勞動成果的主人，這從根本上窒息了生產力的發展。本來，在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入侵之前，蘇聯農村的這種危機就已經充分彰顯出來了，農民們破壞生產工具、大肆盜竊集體農庄財產，任憑糧食霉爛在地裡也不去及時收割入倉，大幅度地削減播種面積，甚至爆發農民暴動。如此種種都是農村危機的表現形式。二戰結束之后本來是蘇聯政府調整自己農村和農民政策的一個極好契機，可是蘇聯領導人和蘇聯政府卻認定，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洗禮和考驗的蘇聯的戰前各項政策是“正確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否則蘇聯又怎能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呢？這樣一來，人們期盼的變革就無從談起，農民們的狀況和命運依舊。
　　完善的國家機器、高效的反應機制、嚴酷的懲罰措施是二戰結束后蘇聯難以釀成大規模農民暴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無論是戰爭結束之后的阿穆爾州馬爾斯基區阿諾索沃村出現的多起反蘇標語和反蘇傳單事件，還是集體農庄農民暴力襲擊城裡派來的征糧隊事件，抑或大規模的農民越境事件，其實質都是蘇聯的農村政策和農民政策不得人心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當人們的這種情緒淤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現實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社會認同度就會一降再降，直至這種模式最終壽終正寢。因此，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絕非一日之功，而是長期以來一系列政策嚴重失誤卻又長期得不到及時調整等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