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和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中共重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並將其作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內容，意義十分深遠。

政府的公信力，看似抽象，但其表現卻十分具體。政府的公信力貫穿於政府的執政理念、履職的誠信記錄、依法行政的方式，政府決策和政策施行的公開化、透明化、民主化過程，以及政府的每一個公務員的行為舉止之中。一個順應現代文明發展趨勢、贏得人民信任和尊重的政府必然是將政府的公信力放在執政的重要地位加以認識和呵護的。

縱觀當今世界比較成熟的國家政府，盡管各自選擇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路不同，但要贏得和穩定執政地位，保持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必須在其施政的各個階段，始終保持公信力，確保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反之，如果因公信力下降甚至完全失去民意和民心支持，政府就會出現更替。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歷程看，各國保持和提高政府公信力，大體離不開這樣的幾個方面的基本遵循。

維護憲政、尊重民選：產生政府公信力的根本前提

說到政府公信力，首先需要說明政府產生的合法性，這也是產生政府公信力的基礎。在一個文明社會，執政者的民意基礎來自於民眾選舉，選民的投票首先表明的是對執政府的最初信任。而一個國家實施憲政，是確保執政地位的法律基礎。

在現代大多數國家中，政府執政的背后其實反映的是政黨政治。政黨和政黨政治，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社會政治現象。雖然政黨產生於17世紀中葉，由政黨執掌國家權力、管理國家事務則是到了18世紀初。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和改良，以及經受工業革命到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各國的民權運動和憲政運動，催生了各國由傳統政黨政治向現代政黨政治的轉型。

經過20世紀的一個多世紀的制度變遷，到了現代社會，無論是西方資產階級社會陣營崇尚的兩黨政治，或者是多黨政治，還是無產階級陣營所選擇的一黨執政、多元協商政治，都強調執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其履職的任何政府都要作為國家的載體履行國家的政治統治、社會管理、社會服務等基本職能，要順應民主化和公民政治參與的要求，向現代型政黨政治轉變，特別是公民社會和社會公共治理呼聲越來越強烈的今天，執政黨合法性的基礎就在於公民的認同、程序的規范、管理的實績和國際社會的支持。也就是說，執政黨的執政基礎不取決於其歷史功績，而是現實的公民認同，必須獲得大多數選民的現實支持和認同，要求執政黨的政策和行為符合選民的現實需要和利益，執政黨執政的一切行為符合預設的民主政治的程序規范。而且，執政黨要實現長期執政，贏得選民支持，也必須以其實施公共政策讓大多數選民能從中受益的程度來衡量執政實績。隨著世界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一國執政黨政府的合法性還要受制於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因此，無論從兩百多年前誕生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還是經過制度大變遷后產生的順應時局變化的《俄羅斯聯邦憲法》，都強調“主權在民”的基本信條，並尊重公民投票來推出政治代表，行使他們的權利。所以，實施憲政既是現代文明國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確保執政府履職合法性的基石。不論隨著選民政治的變化，政府或會發生頻繁更替，但執政府隻要是在憲法的范圍內，代表民意，獲得選舉並行使國家權力，權力始終不能超越憲法。

就此，如果我們超越意識形態來客觀看待現代國家政治、政黨政治，在政治文明基點上，政府要贏得公信力，必須尊重憲政，尊重選民。一定意義上說，政府的公信力源泉就在於維護憲政前提下的執政合法性。這也是各國政府追求政治文明的殊途同歸和不二選擇。

依法行政、服務為本：保持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

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是保持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現代文明社會的政府必然是一個法治政府，也是一個服務型政府。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建設一個“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這對政府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贏得政府公信力的關鍵所在。服務型政府建設是20世紀西方國家開展“新公共管理運動”的一個重要著力點，是當代各國政府著力探索一個世界性的課題，也是有效發揮政府作用，贏得人民支持的重要方面。

公共服務是以政府等公共部門為主提供的，滿足社會公共需求、供全體公民共同消費與平等享用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它強調服務的普惠性和公平性，本質就是要體現政府的“執政為民”，實現“以民所建，讓民所享，為民所信”。

上個世紀兩次大戰后，一些西方國家在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順應民眾需求，大力推動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公共服務的覆蓋面逐步向全體社會成員擴展。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基本建立起較為健全的公共服務體系。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逐步形成了以美國、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公平與效率兼顧型”的公共服務體系和以英國、法國和北歐國家為代表的“公平主導型”的公共服務體系。前者主要是把政府公共補貼與工作貢獻以及運用市場機制有機結合，在政府調節分配的前提下，建立起以個人自助為主，政府補助、商業保險為輔的公共服務體系。據統計，美國聯邦政府僅用於教育、社會服務、醫療衛生保健、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佔聯邦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就由1940年的43.7%上升到2006年的63%。

后者則是把公平作為首要價值理念，強調以政府為主體，實行對全民的普遍保障。該體系強調“全民普及、公平公正”的原則，比如北歐國家對社會成員進行全面的、高水平的保障，不過也帶有了濃厚的均等化色彩和背負了沉重的社會福利包袱。

韓國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高度重視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政府重點抓基本收入、基本醫療、基本教育和基本居住方面的保障，在這四個領域，全民皆享有，沒有城鄉差別，國民安居樂業有了保障。韓國經濟也從1963年至1996年連續33年以平均超過8%的高速度增長，使韓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亞洲新興經濟強國，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漢江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