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7日上午，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說：“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寥寥數語揭示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的實質，切中肯綮地抓住了蘇東劇變發生的根源。

蘇聯特權階層的腐敗

蘇聯特權階層的腐敗早在20世紀30年代，也就是斯大林執政時期就已經相當嚴重。法國著名作家羅曼 羅蘭於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對蘇聯進行了訪問，之后他寫的《莫斯科日記》見証了當時蘇聯特權階層的存在及其腐敗：“共產黨的活躍成員利用其他特權代替金錢，這些特權確保他們能過上舒適生活並擁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說影響，他們利用影響為自己和自己的親屬謀利益。而且，怎麼能不利用影響呢？不受任何良心譴責的人又有多少！有誰會把普遍困難中的享受機會作為自己的過錯？！這太‘合乎人性’了！”即便“像高爾基這樣善良和寬厚的人，也在吃飯時浪費夠許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覺地過著封建領主的生活方式。我不了解他的上層布爾什維克們的生活。”

作為一位遠道來訪的外國作家，而且是短期訪蘇的外國作家，羅曼 羅蘭自然不了解“上層布爾什維克們的生活”，而經常到蘇聯領導人家裡去玩的斯大林女兒斯維特蘭娜 阿利盧耶娃則在其《僅僅一年》一書中見証並描述了“上層布爾什維克們的生活”：“伏羅希洛夫、米高揚、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別墅擺滿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銀武器和貴重瓷器……他們的別墅變成富麗堂皇的大庄園，有花園、暖房、馬廄，當然，這一切都是用國家的錢來維持和經營的。”

有趣的是，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在書中還詳細描述了父親斯大林的工資情況：“父親不知道，他的一頓晚飯值多少錢，還有他的各處別墅、‘毒品化驗’等所值若干，因為他是從來不用掏錢的。他的生活全部由國家包干。每個月從蘇共中央、國防部、部長會議以及其他由他當榮譽成員或象征性成員的機關源源不斷寄來的工資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屜裡了。”

即便是在全國爆發大規模飢荒、餓死數百萬人、出現人吃人悲劇的20世紀30年代初的特殊時期，蘇聯特權階層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証實了這一點，一份署名為蘇共“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第六科科長杰緬季耶夫”的“關於聯共（布）中央秘書處1932年經費開支的說明”記載著：“煙卷的消費每月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給下列秘書處：斯大林同志秘書處、住宅和辦公室 5000─6000支﹔助手和顧問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爾申和杰緬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開支為66088盧布40戈比，給書記處、會議大廳按月定量供給夾肉面包。”

從1945年開始連續8年成為斯大林貼身警衛“九人小組”成員之一的弗拉基米爾?瓦西裡耶夫就回憶說：“斯大林喜歡在裡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場具有純東方式的奢華：從別處運來精美而昂貴的餐具，還有味道美極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剛剛釣上來的鱒魚和鲑魚。”這種場面見多了后，弗拉基米爾便覺得有關斯大林個人生活比較儉朴的議論和說法“都不過是杜撰的神話而已”。如此酣暢地歡宴三四天，卻苦了那幫安保人員，用弗拉基米爾的話來說，“隻有我們快活不起來”。

赫魯曉夫也在其回憶錄中抱怨道：斯大林“所浪費的時間比隨便哪個國家領導人都厲害。我指的是他在那些沒完沒了的午餐、晚餐中在餐桌上一手舉著酒杯吃吃喝喝所浪費掉的時間”。應邀與斯大林共進午餐或者晚餐的蘇共政治局委員們則“相互交談：設法使這頓午餐或晚餐早點收場。而有時候還沒有到晚餐和午餐的時間，有人就說：‘今天怎麼樣？會不會叫我們去？’我們希望別叫，因為我們都要工作，而斯大林讓我們沒法工作。他那裡的宴飲有時候要一直吃到次日破曉前，有時甚至使黨和政府領導人的工作陷於癱瘓，因為大家醉醺醺地在那裡待上一整夜，白天是無法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