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閉幕不久，就來到中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廣東省考察，不斷重申：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明確要求：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反復告誡：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思想解放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這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和社會轉型的重要時間節點，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新時期的改革動員令。習近平總書記的廣東之行極具象征意義，釋放了內涵豐富的信息。

　　大危機推動大改革，幾代領導人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考察之路

　　向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致敬，堅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信念。習近平同志到廣東考察的首選地是中國最早和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深圳，也是他特別推崇的“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理念的發源地。他先后登蓮花山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視察有特區中的特區之稱的“深港前海合作區”，希望“前海”繼續發揮特區“敢為天下先”的創新探索精神，向全世界表明了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將堅定不移地繼承和發展鄧小平同志所開創的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這是有著特殊重大意義的。

　　1989年10月，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的前夕，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世紀低谷之際，江澤民同志就任黨的總書記后的第一次題詞，就是在視察毛澤東同志創立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所題寫的內容是“繼承和發揚光榮的井岡山革命傳統”，表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將繼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始終不渝的信念。

　　2002年12月，胡錦濤同志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第一次到外地考察時選擇了西柏坡，這是我們黨在經過長期武裝革命，即將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這次考察之行主要目的是回顧我們黨帶領人民進行偉大革命的歷史，重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告誡全黨要牢記“兩個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為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奮斗。

　　此次習近平同志當選黨的總書記后，首次外出考察，選擇的是鄧小平同志親自推動創立的深圳經濟特區，行程近似鄧小平當年“南巡”，目的在於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深化改革大業，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特別強調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必須承認，中國的改革從來是危機推動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救贖”，改革是改革者的“自我革命”。如果沒有“十年文革”悲劇造成的“國民經濟面臨崩潰邊緣”，就不可能有“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如果不是當年的“政治風波”、“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也很難想象會有鄧小平“南方談話”那樣驚世駭俗的劃時代文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發展。大危機推動大改革，大挑戰促進大發展，大困境激起大解放，有危機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對危機麻木不仁。引發國內外高度關注的“薄熙來案件”再次給了黨的最高決策層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切實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真正建成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使“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歷經三十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境即將成為現實，但又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毋庸諱言，在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國家硬實力顯著提升的同時，各種新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錯綜復雜。鄧小平30多年前尖銳指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傳統弊端中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除了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得到較徹底的改觀外，其他方面的弊端還亟待深入改革。現行體制機制下缺乏充分競爭和法治保障的市場所導致的絕對貧富差距與相對心理落差，社會道德與政治倫理的底線不斷被突破，促使各種社會矛盾凸顯並相互交叉感染、惡性互動，中國的精神版圖和知識界陷入深刻的分裂與重組。雖然這些都屬於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但國家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社會價值混亂和集體人格分裂，於是人們往往說一套、做一套，做的不說，說的不做。面對市場經濟發展中引發的巨大利益分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價值沖突和意識形態對立，面對社會輿論普遍呼吁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強調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突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從而讓人民始終對深化改革抱有希望和期待，為更重大的改革預留空間，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