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擔當方能走得更遠

———代后記

每個人能夠走到今天，都一定有許多獨到的人生感悟，甚至可以說每個人都是一本書。

第一，精神品質與價值追求決定著走向哪裡和走多遠

這一點不管是對單個的人還是對國家民族與政治集團，道理相同，規律一致。以國家民族為例。國家崛起於哪裡？崛起於文明！隻有立身於人類文明制高點起引領作用才敢言崛起。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崛起，據說英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說過這樣的話：現在談中國崛起為時尚早，因為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文化，中國尚未創造征服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和生活方式。我認為國家存在三個層次：三流國家出口產品，二流國家出口標准和規則，一流國家出口文化和價值觀。相比較而言，創造力弱是我們的軟肋。原因何在？這裡還是借用梁啟超先生的一句話：“中國人缺少高尚之目的。”

可以說，近代以來制約中華民族崛起的主要障礙是文化品質或精神品質。我們重感官享受，精神空間狹窄，導致創造力很弱。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我們黨和國家不僅越來越強調文化軟實力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各地各領域也都在加強精神建設。失去政治信仰的政治集團，表面強大卻難掩內在虛弱。前蘇共近２０００萬黨員，一夜之間失去執政權力，沒有人為此獻出鮮血和生命。羅馬尼亞曾經６個公民中擁有一位共產黨黨員，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逃跑之時，無一人伸出援助之手。對於單個人來講更是這樣。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價值觀念的外化，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念便產生什麼樣的行為。

理論工作者如果沒有相當的境界和責任意識，沒有精力上的超量投入，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按照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公元前８世紀到公元前２世紀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期”，這期間產生了一批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大思想家及大量光耀千秋的思想。用恩格斯的話說，那個時期的思想家研究了人類所有基本問題。盡管這樣，我們仍然要說，作為崛起之中國，從跟著別人制定的規則跳舞到參與規則制定，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難免有大量新問題產生出來。隻要盡心盡力，我們在人類思想理論領域應該大有作為，包括解決精神疲軟和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機。有一次我到一個省給領導干部講課，期間談到自己信仰共產主義，下來有個老同志講：“公教授膽子真大，當著那麼多人竟敢講自己信仰共產主義，我隻敢在家對兒子說，出門就不敢說。”我問他：我們不是地下共產黨員，為什麼不敢說？“因為說出來沒人信”。這說明我們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機。危機並非一日形成，何不解決？不是黨不努力，而是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情況下，我們沒有獲得理論突破。要實現理論突破，不僅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要有擔當精神和自我犧牲的勇氣。人有三種狀態：先行者、落伍者、守中道而不逾矩者。先行者要犧牲，落伍者遭淘汰，隻有嚴守中道者最安全。先行者特別是思想領域的先行者之所以犧牲，是規律決定的。歷史一再証明，要想成為一個思想者，你必須有作出犧牲的准備，這並不是說社會不寬容，而是執政者需要平衡，特殊情況下就是犧牲掉先行者。比如，當年希臘人把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判了死刑，不久后悔了，怎麼把這麼一個偉大人物給殺了，於是又把告蘇格拉底的人判了死刑。我十分認同中國近代學人陳寅恪的一句話：“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獨立思考和敢於表達思想是知識分子應有的品格，也是本分。

我還想強調，責任和擔當決非說說而已，有時不僅僅靠勇氣就能解決。我們往往為戰場上的勇士所感動，作為我這樣上過戰場的人更有切身體會，雖然面對死亡表現勇敢實屬不易，但激情之下和剎那間扑向死亡並不是想象的那麼難，相比較之下，平常情況下敢於犧牲要難得多，因為這時所承擔的並不僅僅是危險，還有誘惑。我們每個人都無法跳出利益，也未見得真正能夠抗拒利益的誘惑，大多數情況下每個人面前都懸著一個餡餅或胡蘿卜，如果目標就是這個餡餅或胡蘿卜，顧忌就有很多。原本我們能做的事情就不是很多，如果再有諸多顧忌，很難真正成長起來。這就涉及人生選擇、利益選擇。甚至還可以說一句話，中國在不少歷史時期，確實沒有給擔當者特別是思想者提供良好的環境或土壤，這就決定著中國的思想者必須有更大的勇氣，以承受精神的重壓。至於時下物欲橫流，高尚總被庸俗擊敗，其堅守的難度自不待言。所以，沒有一定的空靈，總在物欲中不能自拔，總是患得患失，也就不會真正去擔當。

第二，隻有自己去做才知道靈魂能走多遠

在資助貧困學生讀書問題上，有人曾問我，什麼時間終止資助活動？我說兩種情況可以停止：一個是我也進入貧困者的行列無力幫助別人，再一個是政府承擔起全部的責任不再需要我的參與。我們經常處於困惑之中，相比較而言，中國是一個更重道德的民族。以大學校訓為例，我們歷史悠久的大學的校訓都強調道德，比如清華大學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西方大學校訓一般不涉及這個問題，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裡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重於別人卻在一些方面不如人家走得遠，為什麼？文化是成因之一。建立於小農經濟基礎上的道德，突出的是“五倫”道德，也就是熟人道德，並且私德重過公德。西方已經是“六倫”道德，也就是陌生人道德，這種道德顯然更適合自由遷徙的社會形態。此外，我們缺少從靈魂歸宿中生發出來的原動力，更多求助於他人的肯定和社會的獎賞，這樣下來，行為就很容易受環境氛圍的影響。為什麼我們社會更容易產生道德作秀者？原因之一在於此。

以上並不是問題的全部，再往深處走，就不是邏輯推理所能解決的，隻能求助於思想者深及靈魂的體驗與感悟。在人類歷史上，有兩個思想家以《懺悔錄》影響后人乃至世界。一個是公元４世紀末到５世紀初的神學大師奧古斯丁，另一個是１８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兩本著作所以影響巨大，在於都進行著深刻的靈魂上的自我剖析。顯然，要把自己所從事的精神、道德、核心價值觀研究好，必須求助於自身實踐，保証真切感知道德行為需要什麼樣的動力，過程中會遇到什麼羈絆和怎樣超越羈絆。

即使從純功利角度講，堅守道德，踐行道德，對於一個教育工作者來講不可或缺。我到各階層、各領域講信仰信念，講核心價值觀，講品德修養，獲得了較為廣泛的認同。比如有人說大學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最難搞，課最難講，但是，我在北京大學的百年講堂已經連續３年為學子們作演講，每次２０００人，現場都很熱烈。我想，並不是因為我比許多人會講，這個社會有口才、善演講的人很多，之所以獲得許多聽眾的認同，除了以心換心外，很重要的是闡述的道理來自於行動。我不是在教化誰，只是想通過自己的實踐闡明，在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一些精神空間需要開拓，還有一些價值更值得追求。

第三，品德修養是一個有始無終的運動社會中誘惑人的東西很多，江澤民同志曾經說過，領導干部要“過三關”：權力、金錢、美色。人的欲望無限，克制不好會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為什麼出現一些高官“前腐后繼” 奔監獄的現象？武則天在回答“殺了那麼多貪官為什麼還有人追隨而去” 的問題時曾說：“這叫飛蛾扑火，自取滅亡，人性的誤區。” 我想，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並不意味著人人都能堅守並避免步入誤區，關鍵看是否找到克制欲望的方法和途徑，這就涉及自律和他律。他律或者說制度建設很重要，但最積極主動的還是自律。怎樣才算創造了自律的精神狀態？最重要的是忠實於自己的靈魂。說服別人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可以找出許多理由，說服自己或為自己的靈魂辯護，隻需一條：靈與肉不背離。當我們做到了靈魂中的寧靜平和，做到了寵辱不驚，也就擁有了自律的精神狀態。至於途徑和方法，我認為提升精神境界，也就是在精神世界找到興奮點很重要，善於進行自我激勵也很重要。人有三重境界：一個是為感人的事情所感動，不能麻木﹔高一個境界是以自己的行為感動別人，要做善事、做有益於社會的事﹔更高一個境界是為自己的理念和行為而感動，也就是自我感動，自我教化。唯有達到更高境界的人，才有希望抗拒各種誘惑。即使我們的修養無法達到寵辱不驚的程度，至少可以理解世間事物，“豈能盡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怎樣才能找到精神層面的興奮點，也就是真正弄清什麼是價值和怎樣獲得價值，什麼是幸福和怎樣獲得幸福？歸結起來就是真正認清人生的本質及其意義。人無法完全超脫物欲，但決不能沉湎於功利之中，必須實現物質和精神的平衡，尤其要不斷提升精神空間，豐富自己的精神追求。比如當官，由於官本位的價值觀念根深蒂固，再加上官員的權力空間大，所以中國人普遍想當官。有人在北京做過一個問卷調查，６０％以上的人想當官，並且想當市長以上的官。當官沒有什麼不好，但僅在意官位本身，一定是痛苦的，因為提拔后的快感其實維系的時間並不長，一旦平靜下來，又會進入新的焦慮與痛苦的輪回。如果而忘記當官意味著責任和奉獻，提升很快的人未必不痛苦，因為他不一定是最有權的人，即使是最有權的人，也不一定是大眾所真心擁戴的人，因此他無法獲得由尊敬而來的價值感。這一點其實可以用另一個規律來佐証，金錢可以帶來滿足感，但不必然帶來幸福感。２０１０年世界公布的幸福指數排名，最高的地區是拉美，最高的國家是哥斯達黎加。中國正在富裕起來，但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世界倒數，自殺率幾近世界平均數的２３倍，究其原因，在於迷失於物欲而無法獲得靈魂歸宿。

所以，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曾作出這樣的判斷：人活著就是追求幸福和快樂，但物質層面的幸福和快樂是粗糙的原子運動，不能維持長久，甚至帶來痛苦，唯有精神層面的快樂才會深刻而持久。所謂的自我激勵，就是在社會褒貶中確立價值坐標和前進動力，從中找到前進方向，同時獲得精神力量。

在轉型期的中國，在功利主義嚴重的情況下，實現精神上的升華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必須反復強化不斷提升﹔道德行為隻有到了不是做給別人看，而是為了滿足自己靈魂需要的時候，才敢言自覺，同時才擁有不竭的動力之源﹔高尚品德的形成，不會一蹴而就，必須長期修養，這是一場有始無終的運動，誰產生“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思想，誰就步入下坡路。人，上升需要理性，下滑隻需放縱甚至是放鬆。

最后，借用１９世紀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一句話來總結：在所有人都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人真正自由﹔在所有人都有道德之前，沒有人真正有道德﹔在所有人都獲得幸福之前，沒有人真正幸福。讓我們擔負起屬於自己的社會責任，去創造美好世界，成就美好人生。

公方彬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