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國際環境分析，您認為重要戰略機遇主要來自哪些方面？

陳鳳英：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並沒有改變全球化的大趨勢。從國際環境分析，重要戰略機遇主要來自以下方面：

第一，新一輪科技革命觸發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必將對世界經濟和人類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當前，以美國頁岩氣、致密油等開發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突飛猛進，同時以智能機器人、3D打印為代表的制造業革命也在興起，可能在世界范圍內引發革命性突破。隨著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藝的不斷涌現，像過去那樣因為資源、能源爭奪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或許會大幅下降。科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戰爭手段，將塑造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

第二，全球治理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革。傳統的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都在發生有利於新興經濟體的變化。為應對危機，一些新的機構如二十國集團、“10+3”等協調機制也在不斷出現。全球治理的變革將徹底打破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表現在東西方合作不斷加強，新興國家的國際地位將得到提升，聲音也將得到重視。這樣一種以和平方式實現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也是戰略機遇期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由危機和衰退引發全球經濟發展轉型，推動各國進入重大改革時期。轉型之后誰能佔據優勢，就要看誰能抓住機遇，搶得先機。轉型勢必涉及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調整，現在傳統大國出現了一種矛盾的心態，就是既希望限制新興國家，又需要新興國家的發展拉動世界經濟增長。因此兩類國家雖然競爭激烈，但是坐下來談得更多。這樣一種戰略形勢對新興經濟體來說總體是有利的。新興經濟體后發優勢依然具備，發展潛力依舊，而發達國家也將從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受益。

記者：國際經濟環境的新變化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困難，也帶來了新的機遇。您認為中國要在未來大有作為，應當如何防范風險、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

陳鳳英：外部風險主要來自大危機之后的大衰退、大動蕩、大調整。全球轉型正在進行中，意味著形勢仍然復雜，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無論是經濟增長、國際貿易還是資金流動，新興經濟體將長期面臨經濟過熱或者過冷、資金過度流入或者流出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在危機的沖擊下，所有的經濟體都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發展模式，而新的發展模式究竟是什麼，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方向。因此，今后幾年世界經濟都可能處於一種紊亂調整期，它可能刺激一些國家試圖轉嫁危機，進而帶來新的風險。

因此，在這個重要轉型期，我們要冷靜觀察，著眼長遠，審慎決策，以成功轉型為根本目標。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盡快實現消費拉動型的內需增長。面對今后幾年美歐日以及世界經濟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我們必須做好足夠准備。此外，我們要密切關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動向，未來制造業革命對“中國制造”的沖擊巨大而直接，必須全力以赴加強研發，加快人才培養，佔領新的工業革命制高點，才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記者 齊東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