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而外交：孫中山軍事外交思想與實踐

【核心提示】進入20世紀，中國義和團運動使孫中山看到清政府“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媚外之態，孫中山因此確認：“欲免瓜分，非先倒滿洲政府，別無挽救之法也”﹔而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又使孫中山得出沒有外交幫助無法成功的結論。由此，他認為革命之成功，一靠國內武力革命，二靠國際外交，“外交力幫助武力，好象左手幫助右手一樣”。

與世界的聯系是在一個破壞與重建、屈辱與尊嚴相伴而生的歷史場景中展開的。以近代軍事外交的視角來看，甲午戰爭一敗，中國弱點暴露無遺，幾肇瓜分之禍，民族尊嚴盡失，領土與主權次遞削減，外交中的弱國形象已循此近代路徑而定格。此一情形下，開展軍事外交何其之艱難。

既然外交如此吃緊，那麼依據清政府之力以救國又如何？義和團運動使孫中山看到清政府“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媚外之態，孫中山因此確認：“欲免瓜分，非先倒滿洲政府，別無挽救之法也”﹔而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又使孫中山得出沒有外交幫助無法成功的結論。由此，他認為革命之成功，一靠國內武力革命，二靠國際外交，“外交力幫助武力，好象左手幫助右手一樣”。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窘境裡，孫中山為革命而外交，通過外交而革命，並由此形成一系列外交思想和軍事思想，可資今天的軍事外交戰略鏡鑒。

研判國際戰略格局 以確立軍事外交策略

孫中山對軍事外交策略的確立總是以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分析為前提，而早期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判斷是“蓋今日國際，惟有勢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結合當時中國國內之情勢，排滿革命不僅是其民族主義的第一要義，更是其一系列軍事外交策略的目標。雖然孫中山沒有明確提出其軍事外交目標的層級區分，但事實上存在較高層級目標和最低目標，即西方列強對革命的中立或不干涉是最低目標，而從西方列強那裡獲得各種形式的援助以實現“民族主義”的政治目標則是較高的軍事外交目標。事實証明，孫中山早期軍事外交基本實現了其最低軍事外交目標，表明這一時期的軍事外交是較為成功的。

辛亥革命之后，孫中山主張：基於中國豐富能源與西方技術優勢的互補，可以與西方建立政治經濟的聯系﹔而對於東方國家，基於相近的文化，他則更強調一種政治文化聯系。但無論哪種方式，他總是借直接或間接的援助和學習以強大中國自身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力量。這種多元、靈活、務實的策略對今天仍有重要啟示。

正確的軍事外交路徑伴隨著孫中山對國際戰略格局判斷的不斷深入而得以完成。1917年蘇俄政府的誕生給孫中山帶來希望，促使其轉而向蘇俄求援，並最終堅定實行聯俄政策。

通過外交手段獲得軍事援助 以求救國

孫中山十分注重爭取軍事援助以實現之。孫中山獲得軍事援助的外交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領袖外交（主要是辛亥革命前），以向海外華僑和港澳台同胞募捐、銷售革命債券等形式獲得革命經費﹔另一種則是通過聯盟外交（主要是辛亥革命后），獲得英、美、日、德等國的軍事援助，但實踐效果極其微弱。直至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蘇俄先后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時期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在中國獲得的一切特權，並希望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這一舉動觸發了孫中山要將蘇俄作為軍事盟友的信念。1922—1923年，孫中山以通信和會談的方式就建立西北軍事基地一事與蘇聯方面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建立了第一支黨軍，即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支軍隊的建立使得孫中山和國民黨不再依賴地方軍閥，逐步建立起國民革命軍，並成立以孫中山為首的國防委員會，提出了具體工作計劃。伴隨著以黃埔軍校學生軍為主力的東征作戰接連取得勝利，國民黨的勢力范圍很快從廣州擴大到廣東和廣西的大部分地區。這一勝利對於增進國民黨和孫中山的聲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