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明：明儒筆下的西方文化

明儒對西方文化的態度

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皆由科舉入仕，心存匡時救世的抱負，尋求切合國計民生實務的學問，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也成為力圖更新儒家學說，匡時救世的一批明儒的代表。徐光啟曾撰《辨學章疏》，為西方文化作辯：“佛教東來千八百年，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也。……必欲使人心為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他以西方三十余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達到久安長治，因此認為天主教補充儒家的欠缺,提出以天主教“補儒易佛”。對西方文化，徐光啟的總體認識是“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翻譯是第一步，即首先是了解西方文化，第二步是會通西方文化，第三步則是超越西方文化。他是這樣認識的，也是這樣實踐的。此外，徐光啟還主持了歷法的修訂和《崇禎歷書》的編譯。《崇禎歷書》奠定了我國現行農歷的基礎。李之藻提出：“西賢之道”，與釋老大異，而與“堯舜周孔之訓則略同”，“六經中言天言上帝者不少，一一參合，何處可置疑矣。”（《刻聖水紀言序》）。楊廷筠說：“取西來天學，與吾儒相輔而行”（《代疑續編·跖實》）。很明顯，他們認為天學與儒學可以相結合，也就是天學可以補充儒學，這是他們認同天學的理論基礎。西方文化就是這樣出現於明儒筆端的。

從晚明留存於世的一些明儒對傳教士著作的譯介和撰寫的序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在明儒筆下，對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宗教、哲學和科學均給了高度評價。處在危機中的明末儒者，認同接受西方文化作為補救儒學的良方，不僅寫下了他們所認識的西方文化，而且也留下了他們當時的文化心態，他們虛心學習異文化，進行平等的中外文化交流，同時又具有一種文化自信，這正是他們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他們筆下，西方文化入華近半個世紀以后，西方文化已經納入了中國本土的文化語境，中西文化交融已結出了果實。就此意義而言，也可以說這些明儒實際上在試圖開創一種新儒學的境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明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