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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史學是整體史的最高境界,它強調對碎片研究的整合
與以上兩個層次相比,宏觀史學是整體史的最高境界。它強調對碎片研究的整合,包括全面、綜合的研究、宏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和歷史理論思考,其研究難度進一步加大。
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就是最大限度地將歷史的各個方面加以綜合考察。如果說碎片研究容易出現“以偏概全”之弊,而這恰恰是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力求避免的。它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通史性著作。自司馬遷以來,“通古今之變”的《史記》一直是中國史學的追求,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一切歷史研究都是為通史服務的。以中國史而言,劍橋中國史系列、范文瀾主編《中國通史》等,都是眾人協作、追求全面和綜合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另一類是區域史著作。它一般不是一個村庄、一個鄉鎮,而是地理范圍較大的區域。
所謂宏大歷史問題,就是影響或決定著歷史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關鍵問題、主流問題。與其他瑣細問題相比,這些問題的學術意義更大。歷史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學習歷史和研究具體問題、碎片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洞察那些最有價值的領域和問題。一旦宏大歷史問題凸顯出來,就值得長期關注和討論,從而不斷加深對歷史過程和歷史趨勢的認識。近些年,史學界確有專注瑣碎、忽視宏大歷史問題的現象,缺少集中探討的共同話題。
歷史理論思考,就是我們經常強調的“求是”,即注重對人類歷史命運和規律的概括和總結,也可稱之為歷史哲學,這是歷史研究中的最高層次。近些年,我國史學界對宏大理論問題的討論很少,很難看到以前像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中國近代社會性質這種問題的廣泛討論,更沒有形成眾所關注的熱點。當然,重視歷史思考絕不等於維護和注解既有的理論模式。
■整體史觀可以將碎片研究、整體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統攝起來
我所理解的整體史觀所包含的這三個層次之間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共生共存的。在此理念下,可以將碎片研究、整體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統攝起來,從而緩解乃至解決相互之間的緊張。
從長時段看,歷史研究一直是碎片與整體相互結合的過程。碎片研究的“分”與整體研究的“合”經常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所說“碎片化”之重,其開始源於對“以論帶史”的反動﹔三十年過去,人們又發現碎片太多,宏論太少,於是又提出加強宏觀史學。宏觀史學的確是我們的弱項,我們實在缺乏氣勢恢宏的作品。不過,正如疾病診斷,不可過頭,否則就有可能走偏。我們未知或未深入研究的歷史面向仍有很多,我們還缺乏一流的以小見大的微觀史學著作,所以碎片研究不是應削弱而是應該進一步增強。
我還以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學者及其作品,會遵守歷史研究的基本規則,基本不存在所謂“碎片化”問題。一些論著出現“碎片化”現象,與作者自身的意識不強、能力不高有關。現在最應該治理的,恐怕是那些沒有學術含量的“垃圾”。恰恰這些垃圾,可能與一些嚴肅的研究成果一起,被有些學者視為史學研究“碎片化”了。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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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理論的提出者
英國思想家波普爾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為“碎片化”(或曰細碎化)提出一套完整理論。他提出,根本不存在什麼“總體論意義上的”或“關於社會狀態的”歷史學。世界上所存在的,隻能是所謂“零碎技術學”、“零碎修補學”、“零敲碎打的工藝學”、“零碎的試驗”等等。他表示,他“不相信有可能對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種相應的批判”。然而,波普爾的最終結局,是陷入了歷史不可知論。(靳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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