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歷史人物傳略

　　從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為寫作《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幾乎夜以繼日地伏案工作，耗費了兩個多月才完成這篇光輝著作。這是他們第一次全面地、系統地論述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光輝著作，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光彩奪目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性文獻。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在倫敦利物浦大街46號的“比索普門”印刷廠裡印刷完成了，一個23頁的小冊子於2月24日正式問世，正式宣告了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本小冊子如同春雷一般，喚醒了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它猶如一座燈塔，照亮了各國無產階級爭取解放斗爭的航道。《共產黨宣言》剛一出版，就立即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僅在1848年，它就被譯成法文、波蘭文、意大利文、丹麥文、佛萊芒文和瑞典文，后來還被譯成許多國家的文字，在全世界范圍內傳播。

　　恩格斯非常同情烏培河谷的工人，這些人天不亮就從自己的棲身之所——牛棚、馬廄、樓梯甚至糞堆上爬起來，到低矮陰暗的房子裡工作。屋子裡空氣污濁，他們吸進的煤煙和灰塵比氧氣還要多。到了晚上，工人們成群地涌進酒館，喝著劣質的燒酒消磨時光。工人的境遇使恩格斯感到震驚，大腹便便的工廠主的“良心是輕鬆愉快的”，這又使恩格斯感到憤怒。但是，恩格斯還不理解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也想不出消除這種社會弊端的靈丹妙藥，但此時恩格斯已經朦朧地認識到，這裡的人正在向兩級迅速地分化。早期對工人狀況的研究和了解，為他以后深入研究工人運動，創立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葛蘭西並不具備政治宣傳家那種洪亮的聲音。他的講話似乎是從頭腦中直接發出來的，而未經過肺部和喉嚨。在他講話時，為了更清楚地聽到他那微弱而堅定的聲音，所有議員都移到了左邊即最靠近共產黨議席的位置。羅馬的一家報紙刊登了一張很大的照片，照片的畫面是將手貼在耳后全神貫注聽演講的法西斯政府首腦墨索裡尼。葛蘭西演講完畢后，與墨索裡尼直接對話。葛蘭西：“法西斯反對資產階級在意大利擁有的唯一有效組織起來的力量，其目的是取而代之，並獨據國家分給共濟會的肥缺。法西斯革命隻不過是將某些行政人員調換成另一些行政人員。”墨索裡尼：“是一個階級替代另一個階級，就像在俄國發生的那樣，就像所有革命中通常發生的那樣，我們也要用這種方式進行革命。”

　　盧森堡提著一個簡單的行囊、身無分文地來到蘇黎世后，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濟來源和住所等問題。好在波蘭的第一代革命者早已開辟了通往瑞士的道路。蘇黎世已經成為波蘭第一、第二無產階級黨積極分子活動的國外基地，有許多黨員和同情者堅持在這裡工作和居住。籌劃她出逃的革命家卡斯普沙克當時曾在該市一家印制波蘭秘密革命出版物的印刷廠當排字工人。他和他的同伴們熱心地幫助盧森堡，大家湊了一些錢，供她生活應急之用，使初來乍到的盧森堡暫時得以勉強度日。進入大學深造是盧森堡夢寐以求的心願，更何況蘇黎世大學是那麼著名的高等學府！當時的歐洲高等學校還沒有普遍做到平等地對待男女學生，而蘇黎世大學做到了。盧森堡正是看重這一點而來到這個城市的。但是，念大學需要一筆很大的費用，所以，進入蘇黎世大學學習對盧森堡來說一時還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盧森堡多次在這所學府的門外徘徊，向出入校門的大學生們投以羨慕的目光。

　　德國國會發生縱火案的當天深夜，季米特洛夫乘坐晚班火車從慕尼黑來到柏林。他從第二天的晨報上獲知了這一消息。各大報紙以大號字報道了該縱火事件，並說大廈被燒是德國共產黨的暴行。數千名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遭到逮捕。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主辦的報紙也很快被查封。2月28日，德國共產黨議會黨團主席恩斯特·托爾格列爾被捕。德共領袖恩斯特·台爾曼也於3月3日被捕入獄。這使季米特洛夫更加擔心，他在柏林從事地下活動的條件已愈來愈困難，於是准備盡快向其他國家轉移。但不幸也很快降臨到他的頭上。由於在餐館服務的一個納粹分子赫爾默爾的告發，正忙於掃尾工作的季米特洛夫於3月9日在拜恩豪夫餐館被捕。在此一起被捕的還有另外兩位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爾·塔內夫。三人被押解到了國會縱火案偵查委員會的所在地——德國國會。

　　倍倍爾和威廉·李卜克內西在國會中強烈譴責普法戰爭，反對俾斯麥政府提出的軍事撥款，這使俾斯麥十分惱怒，於是他親自下令逮捕倍倍爾等人。1870年12月17日早晨，倍倍爾正在作坊裡工作，警察突然闖進來將他逮捕，關進萊比錫地方監獄拘押待審，指控的罪名是“圖謀和准備叛國罪”。1871年3月3日，德意志帝國國會選舉，倍倍爾再次當選為國會議員。3月28日，政府迫不得已釋放了倍倍爾。倍倍爾出獄后，繼續反對俾斯麥政府的政策，支持巴黎公社的斗爭，這讓俾斯麥政府無法忍受。因此，在俾斯麥的逼迫下，1872年3月11日，萊比錫法庭再次以“圖謀叛國罪”逮捕了倍倍爾和威廉·李卜克內西。在這次逮捕后，薩克森政府決定對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進行審訊，萊比錫刑事陪審法庭被指定在1872年春季開庭作出判決。

　　格瓦拉出生於南美阿根廷比較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這種背景雖自然而然地讓他在窮苦人面前具有了一種優越性，但他的一生卻把改善窮苦人的生存狀態作為自己的一種使命。切·格瓦拉的父親，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是一位土木工程師，愛爾蘭后裔。雖然由於各種原因，事業總不成功。但從父系上說，格瓦拉·林奇一家是來到阿根廷較早的移民之一並有著較好的經濟基礎。法國學者曾指出，18世紀中葉，格瓦拉的祖先帶著整整一箱的金幣來到拉普拉塔。經過多年打拼，格瓦拉家族已經具備了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他們擁有大片的土地和多處牧場。即使是在1929年的大蕭條即將到來之時，格瓦拉·林奇家族的經濟實力開始走下坡路，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其家庭環境還是相對比較優越的。

　　1923年3月，馬裡亞特吉回到自己的祖國秘魯，將自己所有的熱情和他剩余的七年的生命完全奉獻給了祖國，努力為創建秘魯的社會主義而頑強奮斗。正像他自己所說的，“如果說我期望某種優點並要求承認我這種優點，那就是我將全部心血都傾注在我的思想之中……我有一個公開宣告的強烈願望：參與創立秘魯的社會主義”。從歐洲回來后，他通過演講或寫文章向秘魯人民介紹歐洲的情況﹔他創辦雜志，投身工農運動，並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秘魯的現實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回國后，馬裡亞特吉認識了當時已經享有盛譽的工人與學生運動的領導人阿亞·德拉托雷。他接受阿亞的邀請，到新成立的岡薩雷斯普拉達人民大學教學。馬裡亞特吉做了一系列關於“世界危機史”的講座，其中第一個講座就是以“世界危機與無產階級”為題。馬裡亞特吉利用大學講壇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指出世界無產階級的前途，以喚起秘魯無產階級的覺悟。他努力讓秘魯工人意識到即將到來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以及他們在其中的作用。

　　像他的父親一樣，卡爾·李卜克內西也曾被指控犯有“叛國罪”。他的父親將這段經歷視為榮耀，而他也將其視為驕傲。卡爾是因為寫作了一本著名的小冊子《軍國主義與反軍國主義》而被德國政府指控為“叛國罪”的。國際社會主義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卡爾·李卜克內西在總結多年來宣傳和組織群眾進行反軍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挑動世界戰爭工作的基礎上，發表了《軍國主義和反軍國主義》一書。該書發表前后正是帝國主義列強瘋狂地准備世界戰爭、瓜分和掠奪殖民地的時期。1897年德國帝國主義佔領了中國膠州灣，並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了租界條約，將膠州灣沿海501平方公裡土地租給德國99年。德國帝國主義還對西南非等地侵略擴張。1882年德國政府與奧匈帝國和意大利結成三角同盟，1893年法俄結成同盟。這些軍事集團對國際和平造成嚴重威脅。

　　杰出人物的成長與特定的歷史環境分不開。克拉拉·蔡特金成為一名跨越19世紀和20世紀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和著名的國際共產黨人，既得益於家庭的熏陶和當時德國社會、學校的影響，更是她自己對理想和信念的不懈追求。克拉拉原本是一位德國少女的名，而蔡特金則是一位俄國流亡革命青年的姓。它們合到一起的過程，就是這種追求的結晶。19世紀50年代的德意志，同歐洲（特別是西歐）的大多數國家一樣，經過1848年革命風暴的洗禮，完成了工業革命的最后階段，開始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弗蘭茨·梅林曾描述道：在南德，棉紡工業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在薩克森，幾乎所有的五金工業和紡織工業部門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發展著。在普魯士，人們積極地從事開礦和冶煉工作。煤和鐵成了時代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