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每日推荐（5篇）

基础研究的时代内涵、机制创新与生态营造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刘冬梅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在我国，基础研究兼具服务现实与引领未来的双重使命。完善新时代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体系，要注重应用研究的投入配比，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方式，探索非共识项目的支持方式，这对提升基础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作用。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生态，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保持创新全链条研发经费的合理配比。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应强化应用研究。在国家现有科技计划体系中，加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顶层布局；利用政企联合资金支持应用研究，发挥财政资金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阶段的引导作用。稳定支持一批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水平创新主体。加大对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明确资助周期为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科研项目，并以政策文件形式建立稳定增长机制。依托非共识项目支持长周期、高风险原始创新。建立“专家实名推荐＋主动发现”的双轨并行项目征集渠道，让具有学术鉴赏力和前瞻判断力的高水平科学家深度参与项目识别。采用非常规遴选模式，邀请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通过深度互辩、充分研讨遴选项目。对非共识项目实施分阶段支持，逐步增加资助强度，采取“动态调整、审慎包容”的管理理念，不以短期成果论成败，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

作者简介

刘冬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导，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和技术战略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战略、规划与政策，主要著作有《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合著）等。

量子计算如何从理论走向应用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常凯

量子计算是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范式转型最具代表性的前沿领域，其发展呈现基础理论、工程技术、产业应用与科研组织深度耦合的特征，多学科交叉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公共科研平台建设成为推动前沿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其竞争重心由单项技术突破逐步转向科研组织能力、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和制度供给能力的综合竞争。针对这类高复杂度、多交叉的前沿科研领域，亟需构建高阶组织化科研创新体系，支撑跨学科、跨机构、跨科研平台的深度协同攻关。

当前，我国量子计算正处于从科研领跑到产业主导的深度转型期，具备丰富场景资源、庞大人才储备和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面向未来，可将量子计算打造为检验基础研究组织化能力的重要试验场。具体而言，系统建设公共研发基础设施体系，依托基础设施将场景资源、人才储备和科研团队有效连接，搭建覆盖全域、互联互通的网络化创新格局；统筹建设云平台、芯片代工线与共享测试平台，推动软件工具与云平台、测试平台和教育体系的深度联动；打造中国特色量子计算有组织科研模式，建立顶层战略统筹、多方主体分工协作的长效协同体系；将复合型人才培养纳入量子计算有组织科研体系，形成覆盖教育培养、实践训练、跨界流动和长期支持的系统机制。走出中国特色量子计算创新发展道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抢占未来算力赛道战略制高点。（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

作者简介

常凯，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导。研究方向为量子材料、量子计算器件等，主要论文有《Physical Properties of Group-IV Monochalcogenide Monolayers》等。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逻辑阐释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 魏楚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关联，将绿色低碳从传统意义上的“外部约束”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属性”，其不仅是对传统发展范式的理论突破、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意味着我国对发展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重塑”的历史性跃升，成为破解“增长—环境”二元对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遵循。

从历史、理论、时代三重维度看，生产力迭代持续重塑人与自然关系，新质生产力依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脱钩，成为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当前，我国绿色生产力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绿色低碳技术产业化提速、绿色低碳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加速推进，但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上仍面临一定挑战。推动发展绿色生产力，需从凝聚共识，为绿色生产力发展厚植社会根基；激发动能，为绿色生产力注入源头活水；催生产业，为绿色生产力开辟战略空间；优化治理，为绿色生产力筑牢制度屏障；推动合作，为绿色生产力贡献中国方案这五个方面系统发力，以绿色生产力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

作者简介

魏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能源与碳经济，主要著作有《中国能源效率问题研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特征与减排战略研究：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等。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价值选择

——同济大学同济讲座教授 史秋衡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目标已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升级。面向未来，可从资源互济、需求互补、保障互联、风险共担四方面，探寻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实践路径。

首先，构建内生培育与外部引进相互促进、动态平衡的资源支撑体系，是实现从“项目驱动”迈向“体系构建”转型的前提。这一体系不仅关注资源总量积累，更注重资源结构优化与资源转化能力提升，确保开放进程拥有持续而强劲的内生动力。其次，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效能，有赖于系统中各类主体明确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协同格局。分类发展旨在推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各类高校依据不同使命，探索特色化开放路径，从而破解合作同质化难题，提升对外开放体系整体韧性与竞争力。再次，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形态体现为一张多层次、高韧性、充满活力的全球合作网络。这张网络致力于超越松散的校际联系，在机构、人员、知识、规则等多个层面实现深度互联，为“体系构建”提供稳定的组织结构。又次，随着教育对外开放迈向高质量阶段，合作领域持续拓宽、互动关系愈发复杂，伴随的制度摩擦、文化冲突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也愈发凸显。因此，亟须搭建一套具备前瞻识别、有效预警、协同应对功能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开放发展与秩序稳定的动态平衡。（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史秋衡，同济大学同济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与政策、教育重大综合改革问题，主要著作有《国家高校分类体系及其设置标准实证研究》《国家大学生学情发展研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研究》（合著）等。

以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赋能现代化应急管理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应急工程正高级工程师 许欢

“十五五”时期，我国应急管理面对的安全环境、风险结构与治理对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传统意义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相对清晰的风险边界，不断相互交织、相互叠加，易诱发复合型风险。在这一背景下，以大语言模型、多模态模型、检索增强生成和智能体系统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进入公共安全治理和应急管理研究视野。

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不仅是更高效的内容生成工具，还在更深层次上触及现代应急管理关键瓶颈，包括如何从海量信息中快速形成结构化判断，如何把分散性知识转化为可调用能力，如何在高压力和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提升应急管理研判质量与组织效率，如何把不同分工的部门真正组织成高效协同链条等。

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的技术价值最终通过场景体现，对于应急管理而言，大模型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到全域替代、全能覆盖，而应重点围绕高频、高价值、强需求场景，逐步形成稳定能力，再由点及面推动体系升级。比如，在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场景，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可融合气象、水文、地形地貌、人口分布、交通网络、遥感影像和历史灾情等多源信息，推动预警从“指标预警”升级为“情景预警”。又如，在事故灾难专业处置场景，大模型可通过调用危险源特性、专业规范、历史案例和装备参数，辅助一线人员形成警戒范围建议、现场救援方案、隔离控制措施、人员疏散路线和现场风险提示，帮助其在高压条件下迅速掌握关键知识。（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许欢，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应急工程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公共安全治理、应急管理现代化、数字治理与人工智能治理，主要著作有《新时代公共安全理论与实践丛书》（编著）、《中国应急管理发展研究2020》（合著）等。

（2026年8月17日推荐，阅读全文可至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