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学界“明清华北”研究进路及其特点

　　 “明清华北”作为一个特定学术研究对象进入海外中国学界的视野始于20世纪初。我们可以将其已逾百年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为研究色彩尚不浓厚的探索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处于认识不断深入的重点研究阶段，此后则逐渐步入研究兴趣转移的低谷时期。从参与讨论的情况来看，呈现出北美、日本以及以英国、德国、法国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尤以美国中国学界的明清华北研究最具典型性与前沿性。每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各国学者之间也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从中能够看到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中国学术环境的发展以及史学依其自身逻辑的沿革这三点共同作用于明清华北研究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当海外研究热潮逐渐消退时，国内的区域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却依旧保持强劲势头，在江南与华南研究之外，明清华北研究同样引人注目，近年更因大量契约文书等新史料的发现而展现出别样的研究潜力与前景。

　　 海外中国学界关于明清华北概念的不同界定反映出对历史的不同认识。在他们的论著中，明清华北的地域范围大则囊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乃至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小则仅限于河北、山西、山东等的某处地方，介于其间者则不一而足，若从整体上看，尤以河北与山东最受关注。可见海外中国学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而分歧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各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所能接触到的史料有别，所以研究者各自选定了不同的地域范围，并冠之以华北之名进行研究，故而时常会出现题名与内容并不相称的现象，而这也是颇受批评的一点。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相关研究的交集与共性。虽然他们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却有着类似的关注点，那就是通过明清华北研究，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现代转型，其中包括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革命的发生以及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权力结构的关系等问题。此外，海外中国学界在重点研究阶段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日本“满铁”农村惯行调查报告，其次是其他调查资料、地方档案、报刊、游记等，正是受制于史料，研究者才格外注意河北与山东的情况。由此，海外中国学界关于明清华北概念的界定尽管带有模糊性，但也有相对确定的地方，如果以学界最新提出的明清华北核心区来看（仲伟民：《明清时期“华北核心区”历史演变与社会经济变迁》，《光明日报》2022年9月26日），他们眼中的核心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即指河北与山东，第二层级纳入山西、河南、江苏北部与安徽北部，余者则归进第三层级。这样一来，关于该问题的认识似乎清晰了许多。

　　 明清华北进入海外中国学界的视野既不是晚近才发生的事情，也绝不是偶然现象。既有研究在谈论明清华北为什么会受到海外中国学界青睐时，常常会给出两点解释：其一是明清华北在行政区划、地理环境、战略位置以及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关于明清华北新史料的陆续发现，这些新史料中既有逐渐开放的相关档案，也包括海外中国学者前来中国访学与进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这促使他们从江南与华南研究中抽身出来，再度转向明清华北研究。对于第一点，应当特别注意明清华北作为政治中心所在区域的唯一性，如果去掉这一点，明清华北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海外中国学界的视野，而我们对于黄运地区、地方农民运动等问题的理解也会随之不同。至于第二点，是否存在如此转向是需要再考虑的，或者可以说，其实这里的转向更强调关注程度而非研究视角的改变。自清朝灭亡之后，不管是出于战略目的还是学术诉求，海外中国学界一直保持着对明清华北的关注，在此过程中，获取史料的便利程度以及中外关系是影响相关研究进展的重要原因，而相关研究之所以会给人留下并不突出的印象，部分原因在于被蔚为大观的江南与华南研究掩盖。

　　 海外中国学界的明清华北研究总体上不及江南与华南研究是一个事实，这似乎与其身居政治中心所在区域的要位不符，但实则有迹可循。除了前面说到的受制于史料等原因之外，还有不太被人注意的一点，即正是因为明清华北的政治功能影响了海外中国学界对它的态度与判断。社会经济史起初的研究取向自然而然地促使研究者最先聚焦于作为经济与文化中心的江南，后来他们又因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问题而格外看重该地区。在另一边，华南则因其突出的宗族特色同样备受瞩目。所以早期的明清华北研究颇像江南与华南等区域研究的参照物，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明清社会经济史”地位的上升与研究范围的扩大，明清华北的另一面才被重新发现。在经过三十余年相对集中的研究之后，海外中国学界的兴致正在缓缓褪去，近些年研究的中心也已经转移到了国内学界，并随着关注点的不断改换而与海外中国学界的明清华北研究呈现出不同样貌。

　　 重视理论是海外中国学界明清华北研究显著的特点，对于相关研究所使用的理论，首先应将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结合起来加以考量。正如范式与理论之间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一样，理论与概念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在海外中国学界的明清华北研究中，最先且必须提及的当属施坚雅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市场区域系统理论（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这一理论影响深远，不仅奠定了相关研究的基础，开始将作为九个大区之一的华北纳入社会经济层级视角加以系统审视，相关讨论亦随之进入重点研究阶段，此后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习惯于与施坚雅模式展开对话，并试图补充或纠正其未尽之处。

　　 接下来的研究取径多途，几乎采用了人们所熟知的各种视角，比如社会经济史、城市史、革命史、区域史、政治史、环境史、微观史等，涉及土地问题、资本与市场、民间信仰与宗族组织、国家权力与基层治理等方面，从而一步步深入。正因如此，反倒增加了对相关研究进行分类的难度。如果按照先后顺序，并考虑影响力的大小，相关研究的主题及其所使用的理论与概念大致可沿以下三条线索略作勾勒。第一，将革命问题作为主线，以明清华北的农村经济与农民叛乱为切入点，解释革命发源于农村的深层原因。其中牵涉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学说、农民集体行动与群体冲突理论、共同体与乡绅理论等，在凸显明清华北典型性的同时，揭示了农民自主性的一面以及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模式。第二，继革命研究热之后，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认识明清华北超复杂系统的关键。在上一条线索偏重基层的基础上，这类研究更倾向于分析上层对基层进行渗透与控制的过程，同时强调应当继续摆脱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理论，发现二者互动关系的多重面相。由此分别借用城市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地域社会理论、实质主义理论等，以此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明清华北的经济水平是发展的而非停滞的；另一方面，外国资本的进入并没有改变明清华北小农经济的本质，反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张力更能左右明清华北的兴衰。第三，相关研究也日益表现出对环境恶化等现实因素的思考。通过改变史学叙事的方向与尺度，重新理解了前两条线索中的内容，并借助非典型个体研究以及新概念的提出，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这三条线索联结在一起，有些内容至今仍有回响。

　　 尽管总的来说，海外中国学界明清华北研究显著的特点是擅长提出宏大命题与重要概念，但这更明显地体现在西方国家，相比之下，日本等亚洲国家在这方面则略显薄弱，比如山本英史等学者便毫不讳言本国的相关研究更善于厘清具体问题，而缺乏宏大视野。除此之外，相关研究的突出特点还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层面：从时段上看，试图打通明朝以前与民国以来的华北，进行更长时段的整体分析；从空间上看，逐步跨出明清华北，以华北而非江南、华南等为核心基点刷新与海内外其他区域的比较研究，进而由其区域性呼应其国家性与全球性；从与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研究的关系上看，尽可能地吸收既有成果，并在不同的起点上始终与对方保持着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对话。这些特点既成为海外中国学界明清华北研究的优势，其中部分又被视作不足所在。既有批评主要集中在三点：对地方史料的发掘不够；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所用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用；给出的解释存在跨文化误差。

　　 最近，海外中国学界的明清华北研究屈指可数，更鲜见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然而实际上有不少问题仍可继续挖掘，亦有一些症结有待指出与疏解。明清中国能否依靠内生性动力自行转入现代国家是海内外学界争论已久的重大问题。未来相关研究或可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继续利用新发现的契约文书等史料，并与处于前沿地带的法律史研究相结合，厘清明清华北的地权模式，进而深入考察中央与地方的互动逻辑与制度实践的弹性空间；尽管关于黄河与运河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并没有从中提炼出更多恰当有力的概念或一套相对完整的解释体系，另外，有关诸如山东南四湖等水域社会的研究还较为薄弱。除此之外，诸如加强与国外区域的比较研究以及借助数字人文技术解读量化信息等同样是拓宽相关研究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范静静、仲伟民，分别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华北核心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