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推动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推进二者绿色转型是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正确理解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能源转型支撑并引领产业发展

能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其形态、结构、技术变革始终与产业演进紧密交织。能源转型对产业发展发挥着基础支撑、形态塑造、升级引领作用，二者具有携手共进的鲜明特征。

能源转型是产业发展的坚实底座。能源被誉为现代经济的“血液”，其对全产业链发挥着基础性、渗透性支撑作用。制造业机械设备的不断运转、信息产业数据中心的算力输出、服务业数字化平台的信息交互，均依赖安全、稳定、持续的能源供给。能源成本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与利润空间，能源效率决定资源要素的集约化水平，能源清洁度关乎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社会接受度。以高耗能产业为例，能源成本占比普遍超过30%，能源价格波动可引发产业链的连锁反应。可以说，能源转型的意义已不仅是单纯的技术替代，而是升级为重构产业链价值链、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战略支点。

能源结构变革重塑产业形态。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能源革命与产业跃迁始终如齿轮般紧密咬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煤炭替代传统生物质能成为主导能源，蒸汽机的普及推动机械制造业、纺织业规模化生产，铁路运输网络兴起，人类步入“机械化时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石油与电力系统结合，催生出汽车、石化、电气设备等支柱产业与流水线生产模式，全球化贸易网络得以确立。当下，新一轮能源革命继续赋能产业发展。一方面，推动着传统产业升级，例如，钢铁行业通过氢能直接还原技术替代焦炭炼铁，减少90%的碳排放，推动“绿色钢铁”从概念走向量产；另一方面，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优势，例如，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智能电网为枢纽的绿色低碳能源系统，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动汽车、储能、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集群爆发式增长。全球清洁能源产业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能源创新驱动产业进阶。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产品性能的跃升和生产成本的下降，使新能源从补充能源转向主力能源成为可能。成本的持续优化将进一步激发潜在市场需求，推动应用场景从单一走向多元。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会加速技术迭代，形成“创新—应用—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新的供给不仅满足了既有需求，更通过创造新的应用场景和价值空间，催生出新兴产业，重构了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实现从技术突破到产业生态重塑的跨越式发展。例如，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近10年下降约90%，全球光伏装机容量大幅增长，带动硅材料、逆变器、智能运维等细分领域形成万亿元级市场；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提升与成本下降，使电动汽车在经济性上比肩燃油车，重塑汽车产业竞争格局；新能源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重构能源供需模式，衍生出能源大数据服务、碳资产管理等跨界新业态。

能源有效赋能产业面临制约因素

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能源转型对产业发展赋能效应的发挥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在技术经济性上，能源成本、效率与产业需求脱节。一是新能源技术成熟度不足。尽管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但储能、氢能制备与运输等领域的关键技术仍面临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例如，电解水制氢成本约为传统化石能源制氢的2倍至3倍，制约着绿氢在钢铁、化工等重工业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测算，2030年全球绿氢成本需降至每千克2美元以下才能与传统制氢技术竞争，但目前仅有少数项目接近这一目标。二是传统产业改造的边际成本攀升。水泥、电解铝等高碳行业的低碳化改造需要高额投资。以钢铁行业为例，相较于依靠传统能源炼钢的模式，氢能炼钢每吨钢改造成本增加约30%，而当前碳市场交易价格难以覆盖成本缺口。企业面临“不转型被淘汰、转型则亏损”的两难困境。三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的“死亡之谷”问题突出。我国钙钛矿光伏电池研发水平国际领先，但量产工艺稳定性不足，导致产业化进程滞后于欧美。

在市场适配性上，能源网络与产业需求不匹配。一是电力系统灵活性不足。新能源高比例并网需要较强的电网调节能力，但现有电力系统仍以“源随荷动”为主，缺乏抽蓄电站、智能传感器等灵活性资源。未来我国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资源缺口仍然较大，这将制约数据中心、5G基站等高可靠性用电产业发展。二是能源、产业、空间错配。我国风光资源富集于西北地区，而高载能产业集中于东部地区，跨区输电通道建设滞后导致“弃风弃光”与用电紧张的现象并存。“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电力供需形势趋紧，呈现由受端地区向送端地区逐渐扩大的趋势，送端的外送和内用矛盾突出，跨区调配、余缺互济、错峰避峰的可用资源显著下降，在运行中只能调减外送计划，对送受两端电力电量平衡产生较大影响。三是与数字技术融合深度不够。虚拟电厂、智能微网等能源系统数字化与一二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形成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与电力交易平台数据标准不统一，不同厂家的设备和系统之间通信协议不统一，导致企业难以实现能源、生产、能效的全链条优化。

在制度协同性上，政策、市场与机制滞后。一是碳定价机制尚未形成有效激励。当前我国碳市场仅覆盖发电行业，2024年全年碳价在每吨69元至106元区间徘徊，远低于欧盟约70欧元每吨的价格，难以驱动企业主动转型。碳税、绿色债券等配套工具亦未全面落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虽然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但范围、标准和实施方式存在差异，未形成统一征收体系。二是产业政策与能源政策协调不足。部分地区新能源产业盲目扩张导致低端产能过剩，如光伏组件环节产能利用率不足70%，而高端隔膜、电解槽质子交换膜等关键技术仍依赖进口。产业规划与能源转型目标缺乏动态衔接机制，产业规划侧重于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等经济指标，能源转型目标则更关注可再生能源占比、能源效率等环境指标。三是应对外部能源环境变化的能力有待增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推高我国出口企业成本。例如，2026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式启动后，国内钢铁企业出口的产品根据碳含量的不同，将被征收每吨131元至500元的调节费用，用于购买碳排放配额，但国内碳市场与欧盟碳市场在核算规则等方面还存在差异，企业面临双重标准压力。

协同创新化转型利好为发展动力

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打破传统发展路径依赖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技术、机制与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创新，降低边际成本、消除结构错配、强化规则衔接，才能将能源转型的利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

集中科研力量攻关关键技术。长时储能和低成本制氢等技术一直是制约能源领域发展的“卡脖子”难题。需组织高效率科技攻关，突破能源存储和转换的难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构建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系统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建立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有效整合各方资源，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共同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现能源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升级。

完善碳交易市场调控机制。碳市场作为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能够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引导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更多的行业纳入碳市场覆盖范围，能够进一步放大这一效益，推动全社会的低碳转型。探索推动碳价与能源价格联动，使能源价格更好地反映其环境成本，促使企业和消费者更加合理地选择和使用能源，优化能源资源配置。此外，还应发展绿色电力期货、碳金融衍生品等创新金融工具，降低能源价格波动、政策调整等因素给企业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转型风险，增强转型信心和动力。

提升能源治理能力。继续完善能源领域法治建设，从法律层面明确能源与产业协同转型的目标、任务和责任，为能源转型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强化跨部门协作，形成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合力，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能源合作，主动参与国际能源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共赢的国际能源秩序，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