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要在能力和意愿上下功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当前要抓好的重要任务之首。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既是应对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运行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发展主动性的长久之策。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该如何理解需求不足的问题？如何把握消费结构的演变和升级趋势？事实上，消费形势绝不是“消费降级”“消费升级”所能简单概括的。我们要深刻把握消费的本质，系统梳理消费的基本逻辑，探索厘清提振消费的整体思路。

在消费能力方面，当前收入水平不足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偏弱会制约消费。宏观环境的变动以及政策调整，会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进而对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以及信心和底气造成影响。从宏观上来说，居民消费能力取决于国民经济体系内各部门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居民部门收入份额的影响尤为关键。从微观上来说，居民消费能力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当前，我国居民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劳动就业所得，相比之下，其他收入来源特别是财产性收入比例偏低。住房和金融资产在居民财产性收入中占据很大比重。住房价值的涨跌、金融资产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预期与稳定感。

在消费意愿方面，衡量“消费意愿”最常见的指标是居民消费倾向。消费倾向是消费者愿意将其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包括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是消费占收入的比重，用于描述家庭或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的整体消费意愿。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者在增加可支配收入时用于增加消费的比例，通常用来分析收入变动对于短期消费行为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更能反映家庭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波动所带来的消费短期变化。家庭财富、就业、社会保障等都是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只有对未来经济形势、就业环境、收入增长形成稳定向上的预期，老百姓才能真正敢消费、愿消费，居民消费倾向才能实现提升。

在消费供给层面，任何消费都是需求和供给匹配的结果。消费既有因年龄、性别、家庭等状态而产生的功能需求，也有情感需求，包括消费者通过消费表达存在意义、展示独立个性和找到群体身份认同的需求。当不同需求人群的市场足够成规模，又可以被生产者触达时，生产者就会调整产品，在竞争中提高效率，从而形成产品改变带动需求改变的闭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升级。及时把握消费升级的新趋势、新特征，及时响应市场需求、鼓励供给创新、丰富多样化服务供给，是实现消费需求和消费供给有效匹配的关键。

回顾整个消费逻辑体系，消费能力强调的是收入和收入预期改变对整体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消费意愿强调的是消费者消费行为背后的多重目的，以及消费本质的回归；消费供给强调的是建立在特定商业模式基础上的消费需求与消费供给的匹配效率和互促动能。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应该全盘统筹规划，建立起一整套科学、高效、完善的长效机制，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围绕提高消费能力和提升消费意愿两个维度，从根本上解决阻碍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易消费的堵点痛点。

第一，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让居民“能消费”。“能消费”是让居民“有钱花”，而提升收入水平是“能消费”的前提和条件。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多人，同时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仍然很大。大量的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的主要对象。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一方面要稳就业，让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能够持续稳定增长。就业牵动着千家万户，是社会安宁稳定的基石。要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提升青年人的就业能力，减少摩擦性失业，缓解结构性失业，只有让众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饭碗”稳了，百姓才能安定从容发展。另一方面要拓宽中等收入群体增收渠道，提升财产性收入。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财产净收入比例仅8.3%，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中，金融资产占比较低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既要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也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更好完善市场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拓宽投资渠道。此外，还应进一步盘活农村土地等要素资源，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形式，让农村居民从土地中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敢消费”。诸多研究和历史发展的经验均表明，居民收入增长与社会消费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即便群众手里有了钱，也会储蓄起来不敢花。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而这些领域的机制不畅、保障不足，也是影响提振消费的深层次问题。让居民“敢消费”，重点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完善上，减少家庭的“后顾之忧”，让居民对未来收入及教育、医疗、养老和税负等方面的支出产生稳定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有效增加消费。在顶层设计上，我们要规范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要大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水平，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第三，改善消费服务和环境，让居民“易消费”。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理念转变以及消费结构升级提升了对消费环境的要求。如果消费环境中的消费限制较多、交易成本高、产品供求不匹配、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话，那必然会抑制消费需求的释放。2024年，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标准和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且在各地得到积极的推广和执行。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还会继续深入推行。为此，我们要畅通消费品“以旧换新”链条，明确二手商品评估的标准体系，鼓励品牌企业建立并完善旧物回收评估系统，提升售后服务规范性，为“以旧换新”商品提供必要的维修服务保障，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继续加快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商业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让消费者实现便利消费。健全消费维权机制，完善消费者信用体系，探索建立消费动态大数据监测平台系统，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监管等，加快形成良好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