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跃迁的核心概念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2024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同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强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当前，以“控制-依附”为内核的旧国际关系理论面对国际秩序的历史性变革愈发丧失解释力，以“全球南方”概念撬动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之构建，成为中国学术界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使命。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的“南方”概念

16世纪以来，伴随资本主义与殖民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反映其意志和权力的“南北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定之一。纵览历史，“南方”被不断再定义，用以反映北方国家的支配地位及其政治合法性。

在“南方”概念诞生之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就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与“野蛮”“落后”身份绑定，并将其对后者的控制视为所谓“文明责任”和“道德义务”。随着殖民体系走向瓦解，西方右翼保守主义抛弃了已无人相信的“文明拯救”说，转而以“南方”作为替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模糊措辞。比如，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认为，南方国家“经济生活原始落后和停滞不前”，并以“示范”和“发展援助”的名义界定美国与南方国家的关系。而新帝国主义和新干预主义更是把南方国家和“不能自给自足”的行为体或“失败国家”等同起来。

与右翼学者们的逻辑相比，左翼学者们对“南方”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进步意义。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旨在批判“中心-边缘”国家不平等状态的依附理论。1980年和1983年两份“勃兰特报告”的提出，则标志着规范性的“南方”概念正式出台，这一报告作出南北关系大体上就是“贫穷”和“富裕”、“发展中”和“发达”的同义词，“南方被认为是殖民历史的产物”等判断。随后，左翼批判主义学者从殖民主义历史、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关系等多种视角对“南-北”二元框架的不公平性及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困境进行了分析。

总体而言，右翼学者的观点反映了西方知识霸权的认知偏见，其逻辑带着居高临下的傲慢；左翼学者则希望通过南北对话及南南合作逐步改变南北合作的不对称性。但在这两种叙事中，“南-北”二元知识框架中均隐含着“他者”和“自我”的对立，“他者”相对于“自我”的疏离和依附地位都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全球南方”概念挑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南-北”二元结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反映了北方国家的知识霸权，这一霸权由“南-北”和“北-北”的双层二元结构组成，即“北-北”国家内部的竞争-合作关系和“南-北”国家间的依附支配关系，这是其知识体系的理论“硬核”。其中，“南-北”关系构成“北-北”关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北方国家通过建构一个落后、异质和危险的南方世界，完成了共同身份和集体行动的整合；南方世界的广大战略空间和依附状态，则为北方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冲突提供了减震层和泄压阀。但随着南方国家实力的增长、自我身份构建能力的增强以及南方合作机制的健全，南方国家在地理空间、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层面都实现了对早期南方概念的超越。全球南方不但成为全球政治体系中至关重要的行为者，更使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硬核”遭遇解释力危机。

首先，全球南方弱化了以北方为参照系的“自我”定义。在西方理论框架中，南方概念由北方塑造而成，南方国家的地方性经验和知识被视为缺乏普遍性和可通约性，无法对世界体系的实践与理论发展发挥作用。全球南方的概念，意味着南方国家在身份塑造、议题创设、机制构建和发展合作层面更加独立自主。中国提出的“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的深入推进，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性和地区性合作平台的快速发展，都彰显了全球南方国家更独立和更自信的集体身份和发展诉求。

其次，“南-北”关系的失衡性得到改善。西方理论用不平等性定义“南-北”关系的一切。但随着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北方国家的全方位优势不复存在。据统计，全球南方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全球南方话语权的提升，要求既有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更新其假定和方法，进而将被人为忽视的南方实践与南方贡献呈现出来。

最后，“北-北”关系出现新变化。由于北方国家愈发丧失其权力优势，单个北方国家既无法自行压制南方国家，也难以向包括前殖民地在内的南方世界转嫁国内危机，而只能更多依赖全球资本主义网络及其附带的权力结构维护其特权地位。于是，北方国家内部的不平衡性随之增加，霸权国家的集权倾向及其对其他北方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破坏了“北-北”关系既有结构。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只好重复非北方国家崛起对国际体系形成威胁的联盟旧论，掩盖北方国家内部日益增加的控制-依附危机。

以“全球南方”概念撬动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构建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步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历史进程。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需要将全球南方概念纳入其中。

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贯穿其中的中国贡献，构成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经验与知识基础。全球南方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在全球和地区多边机制建设中的努力，以及对全球安全和治理议题的积极参与，不是无关紧要的地区性、边缘性知识，而是新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案例及理论素材。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并在此进程中形成了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主张。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应致力于归纳和总结这些经验案例及思想果实，描述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现实和历史逻辑，为全球南方各国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以全球南方“自我”身份建构为理论底色和逻辑基础。只有立足于南方国家的独特性，才能回答好“全球南方是什么”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已经敏锐意识到，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共同体，全球南方有自己的价值偏好、文化传统、集体行动和共同身份。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周边外交中践行亲、诚、惠、容理念，这些都不以北方国家经验为模本，而蕴含着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独特经验与智慧。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进一步强化对全球南方内部关系、集体实践的理论化与概念化，为全球南方概念赋予自主性内涵。

解构“南-北”和“北-北”双层二元结构的理论“硬核”，反映了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承担着推动国际关系理论逻辑跳出僵化框架的历史使命。打破南北关系的僵硬围栏，不仅为南方，也能够为北方提供新的发展动能。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理论“硬核”，应立足于“南-北”关系的去依附性和“北-北”关系的去中心化，并在二者之间构建完整的互动逻辑；还应着重讨论全球南方发展基础上的“南-北”关系的再平衡化过程，以及该过程中利他主义实践对旧国际秩序中权力政治的祛魅作用。

（作者：于海洋，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