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多维阐释

【图书评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不懈探索和思考，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郑大华教授新著《中华民族复兴思想通论（1840—1949）》（以下简称《通论》），对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释，呈现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演进的脉络和样态，从思想维度诠释了近代国人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向往和追求。

凸显领袖人物民族复兴思想的先导作用和历史地位。思想是因人而产生、因人而存在的，特别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对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将赶超西方作为民族复兴的目标，视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李大钊同志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和“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对民族复兴道路作出了选择；毛泽东同志对民族复兴的内涵、进程、路径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设计，并领导党和人民从实践上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通论》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具体考察，体现了中国革命先行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华民族复兴艰辛探索的先导作用。这些探索极具思想启蒙意义，成为近代引领中华民族复兴实践的思想指南。

纵向历史考察与横向专题研究相结合。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生成和演进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民族危机加剧之时，往往是民族复兴思想勃发之时。《通论》重点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后、五四运动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兴起和演进，初步勾勒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萌发、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时代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演进的内在关系。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最为关注的问题。《通论》通过对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民主政治与民族复兴、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与历史书写等问题的讨论，再现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关于中华民族复兴讨论的历史场景，展现了中国知识界的历史洞察力和思想前瞻性。民族复兴与诸多因素相关，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精神的凝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通论》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民族复兴话语下对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意识等问题的讨论，并阐释了民族复兴话语下的读书活动，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经世致用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也坚持学术研究服从和服务于民族复兴这一现实。比如，知识界在反思新文化运动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国故整理”，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和阐释，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建设民族新文化，抵抗日本侵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些研究拓展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研究的空间，阐释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深刻学理和哲理。

史料发掘和史论创新相结合。思想史的本质是思想生成、思想演进的历史，研究思想史，首先要发掘和占有尽可能丰富的史料，基于史料才能对思想作出客观分析和评断，否则只能是空泛之谈，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论述。《通论》发掘了大量学术界关注较少的报刊史料，呈现了一些以往学术成果鲜有涉及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细节。同时，基于历史文献，《通论》对近代以来各时期、各代表性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进行客观评价，将思想呈现与思想阐释、思想评价结合起来，增强了全书的学术性和学理性。

历史意识和现实关切相结合。历史、现在、未来是相通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观照现实、启迪未来。选择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进行研究，体现了历史意识和现实关切的有机结合。同时《通论》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两步走”“三步走”到“两个一百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承接、创新和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实现了近代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贯通。

总的来说，《通论》是一部思想性和学术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继承性和创新性兼备的著作，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研究，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陈金龙，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