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研究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为理论界、学术界布置的一项重大研究任务，我们要站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和实践高度来理解和把握该理论任务的重大意义。在以高质量研究阐释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准确阐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即何谓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一项关乎破题准确与否的前提性工作。

厘清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亟需走出“四个误区”

当前，学界围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背景、核心主张、实践样本、重大意义等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积极有益的成果，但是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这一前提性问题上，却未能达成较为清晰一致的意见。之所以如此，与相关探讨陷入如下误区密切相关。

一是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文化产业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文化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学科，旨在剖析各种文化产业现象并揭示其背后的经济规律。文化产业经济学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这种理论关联性是由文化产业经济与人文经济之间的实践关联性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据此将文化产业经济等同于人文经济、将文化产业经济学等同于人文经济学，则会极大地窄化、矮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丰富内涵和理论高度。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会必然导致人文经济的繁荣，其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所批判的那种处于起步阶段因而是“微不足道”和“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文化手工业，还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那种“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的文化大工业，其所追求的目标总体上都是经济利润的最大化，而人文因素在其中只是经济利润创造与实现的条件和手段。这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如果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则很容易陷入仅仅把文化作为资本增殖的一种要素、把人文经济看作产业经济的一种类型、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看作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理论窠臼之中。

二是在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随着学界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热情的日益高涨，西方人文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再到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一大批持有鲜明人文主义立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受到了广泛追捧。诚然，西方人文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人文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日益陷入“人文危机”的原因和现状的批判，有其积极意义，但是问题在于：其一，尽管西方经济学在其诞生之初就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但是这种人文是抽象的，其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意识形态表征。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缺点在于“对人的漠不关心”。其二，尽管西方现代人文经济学号召“要让‘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来接管经济科学的发展”，但是其所秉持的却是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和主观主义的理论逻辑，这与“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即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我们在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那么在阐释其马克思主义渊源即“魂脉”的时候就必然会遭遇严重的理论障碍。

三是在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马克思经济学思想演进过程中，人文色彩表现得最为浓厚的时期是其青年时代，这导致人们在执马克思之名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时，习惯于到其首部经济学作品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寻找理论资源，并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马克思在该作品中表达的人本主义经济学等同起来。必须承认，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有其重要意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的确构成马克思人文经济思想探索的开篇之作；但是总体上看，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尚未成熟，远未达到他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阐发的经济学思想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年马克思所阐发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其对人的理解还停留在“抽象的人”的层次，对人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看法还是含混不清的，也尚未找到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是因为他在这一时期还未摆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制约，正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视作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当代表达。

四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原初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异质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阐发的经济学思想虽然没有高举人本主义大旗，但在理论的科学性和完备性上却走向了成熟。“《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它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本质、内在矛盾和演进规律，为当前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立场和方法；但是，如果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学思想不加区别地完全等同起来，也会造成一定的理论混乱。一方面，“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时，直接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学思想简单套用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真精神的。另一方面，“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尽管当今时代的经济发展现实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相比在一般本质上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是诸多阶段性、局部性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发展和实践演进必然推动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表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也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忽视这一点，不仅会误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会遮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当代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我们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指明方向

走出上述理论误区，推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本质内涵的研究阐释从晦暗走向澄明，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基础资源和根本遵循。从在河北、福建工作时期对文化建设之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作用的强调，到主政浙江时期提出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并在《之江新语》等文献中系统阐发人、文化、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新的时代方位提出一系列创新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从多个方面、多个维度围绕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作出了科学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从五个方面为我们厘定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指明了方向。

其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现实来源。在布置研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任务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以苏州、杭州等文化很发达、经济照样走在前面的地区为实践样本。这表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文本理解解读的产物，不是对西方人文经济学批判分析的结果，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式现代化“走在前、做示范”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及其经验做法的概括总结。经济学研究要以鲜活的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其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论述中国式文化经济即人文经济的本质属性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关于人文经济的知识和学问，旨在研究人文经济实践中最为本质的内容。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何谓人文经济”的上述科学判定，我们认为，人文经济实践中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共进关系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时重点阐发的内容。他提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质的区别；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这表明，深刻揭示文化对经济有何种引领、浸润、赋能作用以及这些作用的运作机制是怎样的，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其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价值指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开展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构建和谐社会，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基于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妥善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根本价值指向。

其五，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也是如此，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人文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飞跃，而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这种守正创新关系根本性地规定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本质。

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我们可以从现实来源、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价值指向、理论本质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作出界定：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一种以当代人文经济实践为现实来源，以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文化对经济的引领、浸润、赋能作用及其运作机理为研究目标，以弘扬经济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价值指向的知识和学问，其在本质上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任何概念都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因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基于上述界定，为了更加具体地澄清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还需要从如下六个方面对其加以更为细致和系统的说明。

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和主要灵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这就突破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经济学的逐利本性，克服了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人文悖论”等弊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宗旨和目标在于让“漠视人”“缺少人”“敌视人”的冷冰冰的经济学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轨道，树立经济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立场和原则。

其二，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出场路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魂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经济与文化相融合的人文经济实践，进而催生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同时，中国人文经济实践的形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孕育密不可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以“德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不仅为古代经济活动提供了价值指引，也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底蕴，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根脉”。

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文经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经济形态，又服务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经济与文化相融合、文化传承与高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相促进，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之应有之义。人类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单向度重视经济和单向度重视文化都不利于这个有机体的健康发展。作为经济与文化交融共进、协调发展的人文经济的理论表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必然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为发展目标。

其四，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学科视界。西方经济学虽然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是其总体出发点始终是“理性经济人”，内在原则始终是“投入-产出”的效益原则，根本目的始终是经济利润最大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总体框架，其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内在原则是文化对经济的引领、浸润和赋能，根本目的是通过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跳出了西方经济学狭隘的学科视界，将相关经济问题提升扩展到经济、文化、人的总体关系中展开探讨，这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和学科边界。

其五，经济与文化双向驱动的核心主张。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主张是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不同于“文化决定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持文化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受经济决定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强调“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不同于“经济决定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对经济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较之于过往，这种引领和推动作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提升，具体表现为人文精神构成经济发展的内在灵魂、人文价值赋予经济发展深厚底蕴、人文智慧引导建构经济总体框架、人文资源提升经济内在品质等方面。

其六，“润物细无声”的实践要求。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推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核心主张的现实化不是一个疾风骤雨的过程，而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人文经济是由多方经济主体的复杂经济活动有机组成的整体性经济形态，大力发展人文经济，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经济主体都同质化地开展人文经济，在其中，重点培育一些代表性、旗帜性的人文经济主体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搭建能够对经济主体发挥潜移默化影响的文化系统和文化平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作者 | 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苏州大学特聘教授、人文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 桑明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