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今年新启用的国家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科书用整整两篇课文（第3课、第21课）的巨大篇幅介绍了“中华文明之源”——良渚遗址。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36年被首次发现。经过四代考古学家长达80多年的接续考古，证实了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年到4300年。大量考古学物证充分证明，早在距今5300年，良渚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良渚文明是迄今发现的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国家文明，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文明。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意味着什么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世界公认。

长期以来，在国际语境中，只有经过考古发掘实证具备“文字、金属、城市”三要素的才够得上“文明”。在良渚古城遗址被发现之前，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起源是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良渚古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等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国际学术界才改变了看法。众多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公开承认“5300年前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世界知名考古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内来看，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几乎是同时的。早在5000多年之前，良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不仅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也是东亚最早的文明。

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良渚古城遗址给出了这样的评语：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该遗产证实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存在过具有统一信仰、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区域性国家。它代表了一个具有复杂功能和结构的早期城市文明，意味着长江流域对“多元统一”的中华文明起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它是中国乃至东亚5000多年前史前稻作文明最高的成就，它是人类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杰出的范例。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良渚遗址调研，强调“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那么，为什么说，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呢？

这是四代良渚考古人经过长达80多年的考古研究，用大量考古学物证、通过多学科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伴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这样的考古结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第一，良渚文化时期，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考古发现，距今53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部分手工业生产开始走向专业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明显的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复杂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当时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

第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了王权。良渚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了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原始宗教祭祀权、玉器的支配权、分配权等），出现了最高统治者——王，形成了以玉礼器为标志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贵族、权贵控制着玉器等重要资源以及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出现了用来埋葬王和其他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以及随葬高等级礼器的大型贵族墓葬。

第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人口显著增多，城乡明显分野，出现了都邑性城市——良渚古城。良渚古城是当时这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等超大规模的公共设施需要组织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兴建，反映了王权的出现。

第四，出现了“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良渚古城钟家港遗址考古发现的20万千克炭化稻谷表明，大量的稻谷资源被王国政权征用到王城内。也有考古物证显示，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已经出现，祭祀等礼仪活动更是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良渚遗址的以上几个特征，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文明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的“文明三要素”中的两条文明判断标准，即文字和金属。这种差别，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而这种学术观点，以良渚遗址“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文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标志，得到了国际的普遍认同，也标志着我们为国际学术界贡献了“何为文明”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