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精神根脉

【光明学术笔谈】

每一种文化生命体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文化传统既构成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突出特性，也蕴藏着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精神密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可见，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归根结底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所决定的。站在新的起点上，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巩固文化主体性，我们就要深入挖掘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与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心性之悟”的文化传统

“心”的问题，不只是心灵感悟问题，更是文化主体性问题。不同文化传统的“心学”存在思维逻辑、理论特质与践履方式上的差别。比如西方对心与身关系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将这一问题置于近现代哲学之中心地位的则是笛卡尔。他认为心的实质是思维，是与身或广延实体完全不同的存在物，即“身心二元论”。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后来又发展出“心性之学”。孟子之前所言之“心”，多指“情识之心”，即知觉、感情、意欲的心。从人本身“心的活动”中确立道德之根据，是孟子心学的特色。孟子把心的活动，从耳目口鼻之欲为主的活动中超脱出来，阐发为怵惕恻隐之心的直接、独立的活动。这种“心思”，实际上是“心”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呈现自己，无待于外。如孟子所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进一步说，人能够依靠对内心本性的理解，达到知人、知物，并通过“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内在超越方式，实现“成己”“成物”。

如果说儒家以“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有为”原则，追求“忠恕之道”的人格理想，那么道家则以“由道而性、而心”的“无为”方式，守望“恬然无思”“虚极静笃”的精神意境。在长期的生命实践中，道家所讲求的无欲、常心、心斋、坐忘、“涤除玄鉴”、“复归于朴”等心性理念，与儒家的心性精神内在地构成了互补相生的关系，共同形塑了注重“自我内治”的中国文化传统。这种讲究教养、内治的心性修养智慧，有益于化解西方理性逻辑统摄下的心与身、精神与物质、个体与类之间的二元对立困境，同时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显生命的内在价值奠定了心性根基。

“观其会通”的辩证基因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至今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与中华民族始终秉承“变则通”的文化精神紧密相关。“变通”是早在西周初年就已确立的一种思维方式。《易·系辞上》有言：“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里的“门户之喻”生动地体现着阴阳合德、运化生生的生命韵律，同时也说明乾坤这对矛盾在其变化发展中各自具有的特点，只有通晓人及其生活世界的矛盾本性，因时因势进行革故鼎新，方可通达且长久。

“变通”思想在儒家经典中得到了引申和发挥。比如理解与践行“损益盈虚”之理，一方面要把“至诚”与“合时”融通起来，也就是说，决定“损”与“不损”的尺度规则不在于主观好恶，而取决于“内心孚诚”，同时“损”要“合时”，即因时而定、因势而动，从而做到时当损则必损，时不当损则必不损。另一方面，要把变革发展与持中慎行有机结合，上古先贤关于“疏川导滞”“彝伦攸叙”与“汩陈五行”“彝伦攸斁”所给予世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化了对社会变革逻辑的辩证理解，敞开和培育了中华民族“通权达变”的思维意向与价值精神。

“观其会通”的生命辩证法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赓续、创化不已的内生动力。因此，在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变与不变，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锐意进取精神，自觉赓续中华文化生命体的精神根脉。

“天下之思”的文明创见

“天下之思”及其制度体系不仅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而且凝聚了华夏礼乐文化精神与政治治理智慧。这种致力于“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理念，对于深切理解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叙事逻辑，以及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德治天下”是周代以来中国政治和伦理的核心理念。《尚书》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这些观点表明“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能够使人的行为合于正道，利于国计民生；制定刑罚乃是希望达到不使用刑罚之目的，实现理想的天下之治。这也正是孔子追求的“近者悦，远者来”的社会理想。可见，推行“文治德政于天下”是处理和维护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政治原则，也是宝贵的制度伦理基因。

“和实生物”“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之说，都表明“和”的概念蕴含着一种天地“和合共生”之道、人类“群居和一”之理。“和实生物”“协和万邦”所传达的生活真理与治理观念，有力证实了“孤岛思维”“普遍同一”逻辑的失效，只有义利相济、命运与共才是问题要旨。在当今国际秩序加速调整的变革年代和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关键时刻，“德治”“协和”等理念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能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持久的精神资源与实践智慧。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一方面我们要自觉追寻与呵护“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精神根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以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注入新的主体性力量。

（作者：常江，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