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英雄”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的纪念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对于前者，他认为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唯心史观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形成起过重大影响的费尔巴哈，也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即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一旦进入历史领域就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上，则分别表现为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但是，决不能由此就认为肯定和崇尚英雄人物就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更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史观就是否定英雄人物的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对英雄的理解建立在对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关系的辩证把握之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动力、历史的方向等问题浑然成为一个整体，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

“英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出现时，一种是褒扬的色彩。集中出现于描写无产阶段同反动派的斗争中某些人群表现出的精神风貌，这一态度在《法兰西内战》中多有表现。比如：“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凭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巴黎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在另一处写道：“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这里的“英雄气概”原版德文词是Heldenmut，Helden是英雄的复数形式，mut的意思是勇气、胆量。由此可以看出，Heldenmut作为复合词表达的就是汉语语境中所说的英雄人物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以上的两处文字也表明，马克思赞扬英雄时，赞扬的实际是被赞扬对象身上所表现出的英勇、敢于牺牲的精神。另一种是中性的态度。多出现在对历史的叙述中，比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多次提到，一般指希腊的英雄时代，即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九世纪的希腊氏族制度解体时代。在英雄时代的英雄传说中英雄是某种具有神性的超人，希腊早期诗歌虽然对其具有一定的崇拜性质，但恩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仅仅是指社会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并无褒贬色彩。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英雄”时，肯定或赞扬的是某些人物或群体身上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品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具有这种“英雄”观，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人民群众正是物质资料的承担者，从而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并不是否定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杰出人物以其过人的智慧才能以及优秀的品质性格等方面的因素，可能在具体历史事件或特定历史阶段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杰出人物推动历史进程并不是自身就能够独立完成的。如果我们按照日常习惯可以将这些杰出人物称为英雄，那么英雄的作用发挥恰在于他们深深扎根人民群众之中，汇聚起了蕴藏在人民中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列宁以革命家的演说口吻强调，英雄的革命战士要同人民密切联系起来，说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还不是风暴本身，“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则进一步阐明，“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甚至是非常大的，不过，无论是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话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坚持群众史观而反对英雄史观，并不是否定英雄人物的作用，而是在于英雄史观割裂了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英雄人物的突出功绩夸大并归结为其个人的杰出才华或自我奋斗。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对待英雄的态度上，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精神，又体现出极强的民族文化特色，两方面相互统一，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就前一方面来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出现的英雄人物，本身就是最为普通的人民群众，比如刘胡兰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张思德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作为典型人物，他们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意愿，身上集合了人民群众的闪光点。就后一方面来说，这一英雄文化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精神价值、推崇道德品格力量的价值传统——当然这一价值传统在对英雄的态度上是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的。比如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进一步提出可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在后来历史中出现的众多英雄人物，或因其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或以其面对危难与强权时的英勇不屈，他们名垂青史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其崇高的精神。在刘胡兰与张思德身上，正体现了这两方面的融合，因此毛泽东评价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评价张思德“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总书记这些话里的关键词“英雄”“先锋”“时代”，反映出英雄与人民群众、英雄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坚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雄观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