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为理论传播提供文化底蕴

　　做好理论传播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第二个结合”作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理论传播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内容创新和模式创新提供了指导原则。

　　新时代的理论传播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对理论传播的内容丰富性、传播方式创新、传播体系完善等具体环节提出了新要求。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理论传播的效能，应由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标准。毛泽东曾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传播担负着掌握群众、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任务，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根脉，是理论传播工作智慧的源泉。

　　理论传播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里，传播与接受的规律就在哪里。理论传播的接受过程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感性认识是人们对具体事物形成最原初最朴素的印象、经验等认识，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升扬弃为理性认识。这种扬弃并不是简单的以旧换新，而是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发展出的一般性、规律性、稳定性认识。感性认识提供了人们对世界、对社会的原初认识和经验，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儒家六经之一《诗经》奠定了中华诗教传统的基调，即非常重视感性教育和理性教育的结合。诗教传统通过比喻、联想、启发、想象等方式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由此到达教化、培育、完善理想人格，促进个体和全体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效果。苍云息影，物外行藏。中华诗教传统不仅为当代理论传播内容创新和方式创新提供了自由而广阔的空间，也为理论传播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化作春泥更护花”，使个人同社会、国家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情感联系、家国情怀，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理论传播将抽象理论融入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更能引发群众的关注与思考；从具体、切近的事例入手，引导群众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提升理论传播的效果。在传播过程中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中华文化特色，使用符合群众思维传统、审美习俗，更易引发群众情感共鸣的文化元素和精神标识，有利于理论传播成果转化为稳定的价值认同。

　　理论传播能否达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的效能，关键在于理论话语体系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话语呈现和背后的思维逻辑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理论传播中，话语呈现背后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性很大程度上规制着传播内容的表现力、吸引力和说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特有的思维方式、表达风格、价值传承、情感倾向，在历史中成功塑造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理论传播工作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理论传播工作者需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结合调查研究增强对特定区域、年龄层、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等的差异化定位，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切实做到精准施策。在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发展、未来前景的前提下，对不同群体的精神追求、生产生活、美好愿望深入认识，析别出不同传播群体在内容输出、传播渠道、机制方案等方面存在的不同特征，从实际出发做到“润物细无声”，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的普及化和日常化，传播格局迭代更新，已进入新媒体、全媒体、融媒体时代。新技术的发展为理论传播内容呈现的丰富性和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因过度追求短期流量、迎合观众造成的理论肤浅化、表面化等问题。这要求在理论传播过程中树牢理论传播的基本原则和初衷，确立中华文化在对内、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凝聚人类价值共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体现传播彰显的主体性；第二个“明”是形容词，体现光明温暖的传播效果。“明明德”是中华文明理论传播的经典范式和历史经验，是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的有机结合。从先秦到明清，“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贯之，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借由“明明德”，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一直扩展至周边地区，形成中华文化圈。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开来，不仅可以守正理论传播的中华文明主体性，也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破除人生困惑、找寻幸福与安宁的必由之路。“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新时代理论传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赋予理论传播鲜明的中国特色，使得理论传播更具文化底蕴，更为群众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