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谨慎的诗人毛泽东

“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名言是毛泽东在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的话。他不仅这样要求全党，而且处处以身作则。他在政治生活领域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亦是如此。

毛泽东是独领风骚的诗人，诗艺技巧炉火纯青，诗词作品脍炙人口。但他的自我评价一向低调，不轻易发表作品，对作品修改精益求精，与人谈诗论词时态度平和，对别人的意见建议从谏如流。本文萃选了诗人毛泽东诗词活动中的一些珍闻佳话，以此来展示一代伟人谦虚谨慎的优良品格和崇高风范。

自评作品很低调

1937 年10 月，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披露了《七律·长征》，此后，各界人士与毛泽东的通信往来除谈论时政、联络感情之外，谈论诗词也逐渐增多。他们会把自己或他人的诗作寄赠给毛泽东，与他切磋，供他鉴赏，请他斧正。

收到友人诗作，毛泽东满心欢喜，复信中时常出现“十分感谢”“胜感盛意”“极为感谢”“谨谢厚意”“不胜感谢”之类的谢词。欣赏之余，毛泽东总要热情称赞或鼓励一番。1939 年6 月17 日，毛泽东致信作家萧三：“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1947 年11 月18 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吴创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1949 年5月21 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1951年7 月30 日毛泽东复信爱国民主人士张元济写道：“积雪西陲一诗甚好。”1964 年3 月18 日，毛泽东还致信数学家华罗庚：“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同一天，毛泽东致信山东大学教授高亨：“高文典册，我很爱读。”1976 年2 月12 日，毛泽东致信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诗词两首，拜读欣然。”

毛泽东的诗词艺术成就举世公认。柳亚子对《沁园春·雪》赞不绝口：“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郭沫若也曾坦言：“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

但毛泽东本人始终非常低调。1957 年1 月12 日，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他说自己的作品“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1958 年12 月21 日，毛泽东在《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中，称自己的作品为“我的几首歪词”。1959 年9 月7 日，他致胡乔木的信中说，《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两首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1960 年7 月19 日，毛泽东审阅周扬在文代会上的报告稿，看到里面有一段对他诗词的评价，当即致信周扬：“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

1965 年7 月21 日，在致陈毅的信中，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毛泽东曾说：“董老的诗醇厚谨严，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叶剑英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他们都值得我学习。”1965 年7月26 日，他在给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信中，谦称“我的那些蹩脚诗词”。1966 年6 月18 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在滴水洞住了12 天。韶山的同志因未找到他1959 年回乡时写的《七律·到韶山》的墨宝，便想请他再写一幅。毛泽东谢绝了，说：“这首诗还写得不理想，不书写算了。”

直到暮年，他对自己的诗词仍持这种看法。1975 年10 月，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施密特谈到他的随行人员玛丽·施莱特别喜欢毛泽东诗词，毛泽东摇摇头回答说：“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1975 年12 月31 日晚，毛泽东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谈话中，他们谈到元旦将要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毛泽东回答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在1965 年写的。”

发表作品很慎重

1960 年5 月14 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其中一位外宾说，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作诗，我是少产作家，不是多产作家。”在一次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富尔问，主席是否还写诗。毛泽东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相对于一些多产诗人，毛泽东的诗词数量不算多。毛泽东深知：“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一次，毛泽东对李银桥说：“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很难哩！”他强调：“要有诗意，才能写诗。”1941 年1 月31 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毛泽东的每一首诗都是在诗兴的激发下，有感而发的佳作。柳亚子先生对此曾有很中肯的评价：“毛泽东日理万机，不可能多所吟咏，因此，他的诗词‘质胜于量’，而我的诗词则‘量胜于质’。”

1949 年12 月，在前往苏联访问的火车上，苏联翻译、汉学家尼·费德林请毛泽东谈诗词创作的体会。毛泽东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费德林问：“一行都写不出来？真的吗？”毛泽东说：“现在改写‘文件’体了，什么决议啦，宣言啦，声明啦……只有政治口号没有诗意罗。”

毛泽东继而又对费德林说：“诗么，主要应该是新诗，让大家都能看懂，而不仅仅为了上层知识分子。不过，说来惭愧。我不会写新诗。我写的是传统的旧体诗，所以不想拿出来发表。把‘错误的样板’拿出来推广会产生错误的结论。而且我向来不认为我写的那几句东西叫作诗，起码算不上什么好诗。”毛泽东不轻易写诗，又“不想拿出来发表”，这就使得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数量非常有限。

1957 年1 月，《诗刊》杂志集中发表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毛泽东在致主编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封信道出了他不愿意发表诗词的一些顾虑，在给友人蒋竹如的信中，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唯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裁，尚是很有用的。”

1937 年清明节，国共两党派代表祭拜黄帝陵。毛泽东亲笔撰写了《四言诗·祭黄陵文》，痛陈“强邻灭德”“琉台不守”的民族危亡，表明共产党人“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北上抗日，表达“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坚强决心。1937 年3 月29 日，毛泽东致信《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祁为发布！”毛泽东主动要求发表祭文，目的在于宣传联合抗日的主张，这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特例了。

谈论诗词很平和

毛泽东的诗学主张，散见于他与民主人士、诗友及子女的书信、谈话及有关文章之中，而且多有创见。在与各界人士谈诗论词时，毛泽东的态度十分谦和严谨，从不以领袖的地位自居，也不以诗人的角色自诩，平等交流，坦陈己见。

毛泽东一直对屈原作品情有独钟，不仅终生爱读《楚辞》，还乐于推荐给别人读。1951 年7 月7 日，毛泽东约周世钊和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到中南海做客。谈话中，毛泽东提到：“《左传》《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也还有一读的价值。”1958 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视察安徽。毛泽东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向他推荐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毛泽东的语气平和，绝非炫耀，也不强加于人。

1957 年1 月14 日，毛泽东约见了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话中，毛泽东说：“他们给我弄了一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关于李攀龙，臧克家只知道他是山东人，为明代“后七子”之首，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不免有几分惭愧。1961 年底，臧克家写信要求毛泽东谈诗的创作时，他于12 月26日复信道：“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耐（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

1957 年6 月的一天，毛泽东派人把诗人冒广生接到中南海。他们谈到了诗词格律问题，冒广生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上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毛泽东说：“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

《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之后，老同学蒋竹如对“坐地”“巡天”的科学性提出质疑。1958 年10 月25 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专门作了说明：“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蒋竹如对毛泽东的严谨态度和丰富想象慨叹不已。

1965 年6 月20 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刘大杰询问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看法，毛泽东说：“‘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毛泽东还谈到了李商隐的《贾生》、杜牧的《题乌江亭》：“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作结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中去。”1976年2 月12 日，毛泽东在致刘大杰的信中又说：“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接受意见很诚恳

毛泽东的填词造诣已达到柳亚子所谓的“令千古词人共折腰”的境界，但他始终坚持改诗，锲而不舍。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经过一改再改、反复润色。

1958 年3 月，他曾对梅白说：“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1963 年11 月24 日，毛泽东会见莫桑比克的桑托斯时，谈起他对写诗的看法：“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毛泽东虚怀若谷，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1958 年7 月1 日，毛泽东写完《七律二首·送瘟神》之后，当即给胡乔木写信说:“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1959 年6 月底、7 月初，毛泽东先后写了《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9 月7 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 日、10 日致信胡乔木，反馈自己的意见建议。9 月13 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1962 年，毛泽东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前，毛泽东向诗人臧克家、陈白尘征求意见，臧克家提了几条建议。4 月24 日，毛泽东致信臧克家：“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而对陈白尘未能修改，毛泽东则多少有点埋怨：“请你斟酌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

1963 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之前，先印了一些征求意见本。1964 年元旦，毛泽东委托田家英邀请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臧克家提出了23 条意见。诗集出版之后，臧克家发现毛泽东采纳了他的13 条意见。1965 年9 月25日，毛泽东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送给邓颖超，附信说：“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对他的诗词提出意见，毛泽东也虚心接受。1952 年元旦，东北大学的罗元贞教授致信毛泽东，建议将《七律·长征》“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改为“水”。1月9 日，毛泽东给他回信说：“1 月1 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1958 年12 月21 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道：“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1957 年《诗刊》发表《菩萨蛮·黄鹤楼》时，“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误写成了“酎”字。多名读者分别致信毛泽东，指出“酎”应改为“酹”。毛泽东看完后，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所提意见是对的。正因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作品存之于胸，求之于尽善尽美，故作品多成为千古绝唱。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一级巡视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月读》，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