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同道合两诗翁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不仅是几十年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的战友，而且是诗趣相投、心灵相通的诗友。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对日本、巴西、古巴、阿根廷等国家的代表们自谦地说：“我是少产作家，不是多产作家。”而董必武是一个多产诗人，所写律诗、绝句和古体诗近800题约1300首。毛泽东对董老的诗才十分欣赏，曾有“董老善五律”“董老的诗醇厚严谨”的评价。细数毛泽东和董必武的诗交与唱和，能够领略到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和伟人风范。

浓情手书六盘山

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落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名了会议厅。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决定，各省会议厅分别由各省、自治区自己设计布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在讨论宁夏厅的布置方案时，提出用贺兰石雕刻毛泽东题写的《清平乐·六盘山》，再配上一幅毛泽东领导红军长征过六盘山的画，这样既新颖别致，又具有地方特色。毛泽东作这首词时未留下手稿，时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的黑伯理便想到了董必武，希望他能出面邀请毛泽东亲笔手书。20世纪50年代初期，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时，黑伯理在政法委员会办公厅工作过，两人是相识的。黑伯理先是给董必武写了几封信，后来到北京开会时又亲自登门拜访。黑伯理提议，不仅要把这首词用贺兰石雕刻后挂在人民大会堂宁夏厅，还可立碑于六盘山上。几番下来，董必武被黑伯理的诚意所感动。他告诉黑伯理，毛泽东现在很少题字题词，只能尝试一下。

1961年8月25日，董必武致信毛泽东：“我受了宁夏自治区人委一位同志之托，他要我转恳你把你在六盘山作的清平乐词写一纸给宁夏，那里的同志将把他刻石立碑于六盘山上以留纪念。受托很久了，总觉得这样的琐事麻烦你太不应该。日前，宁夏来信催问，无奈，只得请你原谅，费神随笔一挥为盼！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你的诗词十九首中录出清平乐一词如另纸供阅，以省记忆！”1961年9月8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欣然挥毫泼墨，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并致信董必武：“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收到毛泽东的手书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立即请人雕刻《清平乐·六盘山》石屏，并用楠木作框，把这块长三米、宽一米的贺兰石屏挂在人民大会堂宁夏厅。1961年9月30日，《宁夏日报》在头版套红刊发了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的诗词手迹，同时还配发了一篇题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社论。

长于书法的董必武多次手书过毛泽东诗词。董必武酷爱杜诗，应成都杜甫草堂之约，于1964年和1965年先后书写了几幅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的条幅，其中既有一笔不苟以楷书写的《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也有用行书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你来我往读报诗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写下了诸多“读报诗”，后来被称为“反修诗词”。诗成之后，他随即送请郭沫若、董必武、谢觉哉等人赏读，征询他们的意见。

1959年11月，毛泽东赋《七律·读报有感》：“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1959年12月10日，董必武写成了《奉和毛主席读报有感七律一首》：“垂危阶级乱鸣蛙，既反列斯又反华。覆辙欲寻希特勒，来车曾遇卡秋霞。恶风纵使推千浪，正气终能慑百邪。可鄙叛徒多助虐，觍颜求宠作专家。”

1959年12月，毛泽东又写了《七律·读报有感》续作：“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董必武于1960年1月13日，又写成和诗二首，诗前小序写道：“前在广州读毛主席读报蛙字韵诗已奉和二律，近读其继作，语长心重，感慨万端，兴婉而微，发人深省。再为二长句和之，词拙意浅不象诗。”其一：“阵营思想判鸿沟，一入迷途未肯休。越陷越深难拔足，胡天胡帝怎回头。缓和局势宜争取，迁就西方大可忧。革命红旗要擎紧，责无旁贷是神州。”其二：“倒绷儿臂事非鲜，吞却糖衣锭欲仙。投鼠必须思忌器，得鱼切莫喜忘筌。自居右首嫌人左，身立中间蔽已偏。如此逆流须抗拒，坚持原则党能肩。”

1960年6月13日，毛泽东再作《七律·读报有感》一首：“托洛茨基返故居，不和不战欲何如？青空飘落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爱丽舍宫唇发紫，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6月14日，董必武再作《奉和毛主席1960年6月13日读报有感韵》一首：“岁月徒令叹不居，徘徊歧路愿难如。总思铸戟为农器，无怪临渊羡庶鱼。幻术使青能变白，色盲看碧亦成朱。列宁遗教谁违背？阿Q精神又岂殊。”不久，董必武又作《8月2日夜大风雨仍次居韵》：“风狂雨骤逼爰居，黑夜涛声汹汹如。吠影反华惊百犬，投机似柏喜双鱼。天下是非将大白，面前醒醉现微朱。谁持马列维真理？群众心中判别殊。”

毛泽东的“读报诗”和董必武的奉和诗，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中苏两党主要领导人对待国际共运中某些原则问题的种种争论，姑且不去讨论这些作品的具体内容与含义。两位诗人如此一来二去地进行唱和，实属中国诗坛一大趣事，也足见两人心灵默契之深，诗交情谊之厚。

一再唱和辨是非

1961年10月，郭沫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表在11月1日《人民日报》。毛泽东读后，不赞成“千刀当剐唐僧肉”的说法。11月17日，毛泽东赋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唐僧是受了蒙蔽的中间派，“白骨精”才是必须坚决消灭的敌人。郭沫若又依毛泽东原韵再和诗一首，“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他接受毛泽东的观点，改变了对唐僧的看法。

1961年12月29日，辞旧迎新之际，董必武读到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唱和之作，进行了认真揣摩。他笔走龙蛇，写成《读沫若同志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及毛主席和作赓赋一首》：“骨精现世隐原形，火眼金睛认得清。三打纵能装假死，一呵何遽背前盟。是非颠倒孤僧相，贪妄纠缠八戒情。毕竟心猿持正气，神针高举孽妖平。”董必武以更加直白的言辞，阐释了“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旨意。三人共同唱和，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显示了三位伟人的卓越诗才和政治意识。

1971年9月13日，当周恩来报告林彪叛逃的消息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周世钊在其1972年10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晚9时王海容乘车来饭店邀同往中南海谒见主席，12时才辞出，参加谈话的有汪东兴和唐闻生，主席戏改两诗。”几人谈话中说到林彪，毛泽东念起明代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侍臣颜。”念罢，毛泽东说，如将诗中“侍臣”改为“叛徒”，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随后，毛泽东又念起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并截取原诗中四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念罢又说，“明妃”指的是林彪。

董必武与毛泽东诗心相通，他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时，也曾有过一首批判林彪的诗：“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董必武的诗刻画了林彪叛逃的轨迹，诗中的“仓皇北窜埋沙碛”和毛泽东改杜甫《咏怀古迹》中的“一去紫台连朔漠”，可谓异曲同工、天衣无缝。

改词痛悼老战友

董必武的诗作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是其漫长的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打开董老的诗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战友、同志、朋友之间的酬唱抒怀之作。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吟咏毛泽东的，表达了他对毛泽东这位领袖、战友、诗友的深厚感情。1959年春，董必武在《偕聂元帅荣臻同志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中写道：“门外双塘贮白水，宅旁层岭植青松。风和日丽春游快，土壁茅檐剑气冲。”正是从这“土壁茅檐”里“冲”出来的“剑气”，逐渐光耀中华。

20世纪50年代末，董必武在《红岩村题诗》中写道：“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此地多昏雾，斯人若紫薇。”作者自注：“斯人指毛主席。”这首诗歌颂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掌握时局，英明决策，真如“紫薇”星辰般引领着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60年代初，董必武参访了井冈山、瑞金等革命老区，他在《访问瑞金》七绝四首之四中写道：“瑞金恰是井冈俦，革命摇篮地势优。创议发于毛主席，至今影响及他洲。”这是对毛泽东当年创建革命根据地、开辟井冈山道路的颂扬。1963年12月18日，董必武写了题为《恭祝毛主席七十晋一诞辰》的长诗，他在诗前小序中说：“用郭沫若同志题毛主席诗词选前页《满江红》调结语‘庆从心万岁共山呼人长寿’为韵。”也就是说，他用郭词结语的十一个字为尾韵，共写了11首五言绝句。第一首“庆”韵为：“出类亦拔萃，七亿人所敬。古稀松鹤姿，更同普天庆。”其后，便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抗击日寇、“移去三座山”“试手缚苍龙”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歌颂了毛泽东一生的主要功绩。

毛泽东对董必武这位携手走过50多个春秋的老战友也充满着深情厚意。1975年4月2日，当得知90岁高龄的董必武逝世时，82岁的毛泽东悲痛得一天都未吃东西。他让卫士找来一张由昆曲艺术家演唱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整整听了一天。过了不久，毛泽东把原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君且去，休回顾”。毛泽东说，原来的两句太伤感了，这一改动，既是对死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安抚。而今，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现代诗坛杰出的诗翁，都已远离人世，但他们的友情、诗情、伟绩和人格，却一直感染和激励着后人。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党史文苑》，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