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旧开新 稽古至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治理的镜鉴意义，指示重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大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近年来，党建读物出版社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立足我国实际，发掘历史资源，出版了“中国古代政治文献丛书·史鉴系列”，包括《史鉴：司马迁评史》《通鉴：司马光评史》《法言：中国古代法治箴言》《循吏：彪炳史册的古代地方官》《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朱批——康雍乾用人与治吏》《官箴：〈为官须知〉中的从政镜鉴》《官诫：〈从政遗规〉选译》等，从镜鉴文化、仁政文化和官箴文化切入，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以期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与思想启迪。

　　镜鉴：以史资政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向历史学习的民族，以“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为典范的史书编撰是中国史学发达的见证。人们回顾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总结治乱兴衰规律，不是出于好古，而是出于对现实和未来的需求。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史学的重视，表现为以人类过去为起点，实质是以服务当今为归宿。

　　 《史鉴：司马迁评史》《通鉴：司马光评史》以两部典范史书为例，精选两位史家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论，以此展示他们对国家治理、政治盛衰的认识和反思。这些史评凸显了史家借助历史进行规谏的匠心，不仅在史家的时代具有明确的现世意义，而且在当代仍有镜鉴价值。

　　 在“二十四史”开篇的《史记》中，司马迁以每篇末尾“太史公曰”的史评表达政治见解。以汉高祖本纪为例，司马迁史评并不只是针对传主，而是高度凝练地回顾了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以来国家治理路径选择的得失。司马迁认为，夏朝之政以“忠”为本，其弊在百姓粗野，所以商朝代之以“敬”。商政之弊在百姓迷信鬼神，所以周朝代之以“文”。周政之弊在百姓只讲虚礼而不诚恳，但后继的秦朝不仅未改其弊，反加以严刑峻法；直到汉朝废除秦的苛法，与民休息，治理才走上正道。这种历史对比和分析落脚于当朝国家治理，讲求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这种关怀一直为后世所继承，1000余年后的司马光在纂修《资治通鉴》时，强调取材要关乎国计民生，从而统治者可以获取正反两面的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该书得名正是因为宋神宗认可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种表达清晰定位了中国传统以史资政的底色。

　　 《法言：中国古代法治箴言》远溯中国历代先贤对法治的精华论述，近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精神，深入挖掘并转化中国传统治道的本土资源。该书展示了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诸如德法结合、慎刑恤刑、疑罪从轻、罪刑法定等优秀思想及其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镜鉴文化有着丰厚的内涵，在重视以史为鉴的同时也强调推陈出新。向历史学习并不是照搬历史，更不是将历史经验作为教条。古人认为“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讲求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不可拘泥于根据一时一地经验总结出的具体结论，要遵循的只是基本原则。一言以蔽之，镜鉴需立足当代，实事求是，以与时俱进的历史教益指导实践。

　　仁政：以人为本

　　 仁政是中国传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理念。经过孔子以来儒家数百年的涵养，仁政成为汉朝以后历代王朝统治正当性的重要依托。仁政理念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孟子曾作过提纲挈领的论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者爱人，具体说就是统治者要以人为本，爱惜民力。

　　 除孟子所论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外，秦汉以来的历史反复印证了仁政对国家治理的意义。秦始皇统一六国，并以郡县制、统一文字等改革奠定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基本模式，但秦朝因施政暴虐不仁导致速亡。随后楚汉之争的两位主角再次从正反两面展示仁政的重要性。在反秦之战中，先进入关中的刘邦通过约法三章，与民休息，获得秦人的拥戴，从而将关中经营成为稳固的后方；项羽却反其道而行，不仅焚烧宫殿，还放纵诸侯军队大肆劫掠。得民心者得天下，楚汉之争的结局在这一幕已经注定。对此，司马迁和司马光都在史评中予以详细的对比分析。

　　 郡县治，天下安，国家治理最终通过地方基层官员实现。这些“亲民之官”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直接接触百姓，是仁政理念能否落实的关键。尤其是，中国地域广阔，地方政治的好坏尤其紧要，此即历史学家钱穆所言“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此，历代王朝都重视表彰好的地方官（“循吏”），期待由此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

　　 《史记》开创了为“循吏”立传的传统，此后历代正史大多沿袭此例设“循吏传”或“良吏传”。历代循良之吏的选取标准虽略有差异，但这些地方官都有仁厚爱民的共同特征。在自律方面，他们都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清廉公正。在治理方面，他们政绩突出，注重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减轻百姓负担，在民富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教化，从而让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他们都是在仁政文化的引导下关心百姓疾苦，自然也获得了百姓的拥戴，留下不朽的声名。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如西门豹、狄仁杰、包拯就是典型，《循吏：彪炳史册的古代地方官》一书详细展示了100余位循吏的生平事迹。

　　官箴：选贤任能

　　 在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中，官员行使着很大的权力，同时也承担着很重的职责。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才工作，强调治国必先治吏、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对人才素质的重视，催生了日臻丰富的官箴文化。这些以规诫官员为旨趣的官箴可以分为为政之德与为政之道两个层面，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理性，与我们今天讲求选贤任能的干部选任要求高度契合。

　　 对为政者的箴言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传统官箴文化的发达表现为官箴书的日渐细化和集成化。前者以清人郑端的官箴书为典型，该书对“初任事宜”“日行规则”“事上接下”等地方官日常行政各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对此《官箴：〈为官须知〉中的从政镜鉴》作了提炼；后者以清人陈宏谋的官箴书为典型，该书辑录宋明清三代典范官箴并予以点评，选取的依据是“切于近时之利弊，可为居官箴规者”，《官诫：〈从政遗规〉选译》一书即是精选与展示。

　　 除典范官箴书外，丛书中的《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朱批——康雍乾用人与治吏》两书从官员选任专题切入，前者提炼并解读了《资治通鉴》中的选官用人史料，展示了中国传统优秀的用人思想、用人策略和用人制度；后者选取康雍乾三帝关于官员选任的批示，展示了清代鼎盛时期讲官德、重才能等选拔标准和树模范、惩贪腐等管理方式。上述内容均属于传统的官箴文化。

　　 在为政之德方面，传统官箴首先强调的是操守廉洁，几乎任何一种官箴都对此作了专门论述，凸显了廉洁在官德中的首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论述往往还搭配了相应的预防贪污办法，例如以俭养廉。其次，大多数官箴书也同时提到了公正，即公而不私，不偏不倚，执法公允。对于这两项基本的官德要求，康熙帝朱批也有扼要总结：“做官之要，莫过公正清廉。”在为政之道方面，传统官箴堪称日常行政指南，其中既包括如何收税、办案等治理的纯技术性指导，又包括教导官员如何应对周围的上司、下属、前官等不同角色。前者可谓如何“修己以安百姓”的箴言，重在培养官员的贤德；后者实属如何胜任职务的箴言，重在培养官员的能力。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官箴文化对官员的要求，诠释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对贤能政治的期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丛书立足当今，追溯历史，积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遗产，通过重新阐释达成创造性转化，将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冶于一炉，共同服务于当今的国家治理。知古鉴今，继往开来，这种提炼和展示以求真为内核，以致用为圭臬，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事业，此即“史鉴”的初心和内涵。

　　 （作者：江晓成，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