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毛泽东诗词：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典范和指南（下集）

主讲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一级巡视员，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汪建新

主要内容：

五、毛泽东诗词遵循写诗填词的艺术规律，又不固步自封，极大拓展了古典诗词的表现空间

毛泽东诵读过大量古典诗词作品，还研读了各种诗话、词话，具有深厚的诗词艺术修养和扎实的诗词理论功底。他写的诗体裁广泛，有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绝、七律，五古、七古，甚至还有民歌体的新诗。但他更擅长于填词，词作涉及很多词牌，词作比诗作的艺术成就更高。仅《沁园春 · 雪》一首就不同凡响，柳亚子称其为“千古绝唱”，谓“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古典诗词有相对固定的规范和要求。 以格律而言，就是“章有定句，句有定字，字分平仄，用韵有则”。至于词的格律，比诗的格律要繁复得多。尽管毛泽东的诗词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但他也坦言：“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因为他深知：“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他还说过：搞文学的人， 必须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综观毛泽东诗词，大体上能够基本遵循平仄格律、对仗规定、音韵要求来创作，结构工整，音韵和谐，这是他遵循古典诗词艺术规律的重要体现，也充分显示出他的诗词功力。

但是，当形式与内容出现矛盾，为了准确表情达意，与生俱来的革命家气质又使得他不拘泥于格律的束缚，有时甚至不惜打破音律，防止简单的“以文害义”。比如，以达意为主而不拘平仄， 因借用民谣原句而不拘平仄，“离天三尺三”中的“天”本应用仄而用了平声， “尺”字本应用平声而用了仄声；因专用 名词而不拘平仄，“吴刚捧出桂花酒”中 的“桂”字，因为桂花是花名，本应用平声而用了仄声。就诗词创作本身而言， 这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即便是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家，也难免出现此类情况。关键是要处理好“求正”和“容变” 的辩证关系：“求正”即尽可能恪守音律， “容变”即必要时可根据内容对格律作适 当调整。

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 并不局限于格律方面。就遣词造句而言，自有诗词以来，未曾有人把描绘颜色的七个字连用，而毛泽东在“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一句中，用七个颜色字形容彩虹，比成“彩练”，一个“舞”字又让静态的彩虹灵动无比，可谓是匠心独具。

毛泽东创作时，善于“旧瓶装新酒”。 毛泽东在谈到《浪淘沙 · 北戴河》的创作缘由时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属于缠绵婉约一类，我就以这个词牌反其道行之，写了一首奔放豪迈的，也算是对古代诗坛靡弱之风的抨击吧。”古诗中咏梅之作不计其数，毛泽东的《卜算子 · 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绝妙佳作，绝无陆游那种孤寂冷漠、消极退缩的凄凉愁苦之气，在一“俏”一“笑”之中反出了骨力遒劲、 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采桑子 · 重阳》 一扫“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秋情结， 称颂战地黄花的馥郁芳香，赞美秋日风光的苍劲寥廓。

他的继承是立体式的，他的创新更是全方位的，既有微观突破，更有宏观革新。而最根本的在于，毛泽东借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抒发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情怀，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六、毛泽东诗词坚持“两个结合”创作原则，体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

我国传统诗学理论中，没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但作为两种创作手法却古已有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召唤诗人直面现实，现实主义成为诗词创作的主流，而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冷落乃至被误解。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对我国诗词发展史、诗论发展史进行了科学总结， 将我国的诗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诗词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包含着中华民族文艺传统的民族特色与民族形式。

毛泽东诗词深得屈原、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激情澎湃，想象奇异， 意象宏阔，语言瑰丽，显示出超凡脱俗的艺术气质，但又使意象得到革新，境界得到升华。毛泽东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与屈原的“奠桂酒兮椒浆”如出 一辙；毛泽东“红雨随心翻作浪”“截断巫山云雨”，与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异曲同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化用屈原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则与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遥相呼应。再比如，鲲鹏是历代诗人吟咏的 形象，源于《庄子 ·逍遥游》，李白诗文更是对其吟咏不绝。毛泽东诗词也多次出现鲲鹏意象：“鲲鹏击浪从兹始”“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等。对鲲鹏这一俯视寰宇、雄飞万里、豪气冲天、壮怀激烈的精神文化具象，进行了继承与创新的塑造。

与此同时，毛泽东诗词也弘扬了以杜甫为标志的现实主义风格。杜诗有极强的现实性而被誉为“诗史”。而毛泽东诗词堪称“史诗”，是从中国革命曲折而豪迈的历史进程中升华、结晶出来的艺术瑰宝，具有宏大的历史意蕴和鲜明的时代色彩。毛泽东以诗笔为史笔，真实再现了恢宏阔大的时代风云和社会风貌，为诗词艺术的现实主义风格开拓了无比广阔的全新境界。

毛泽东把充满激情的理性和充满理性的激情融合得出神入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浑然天成。每首作品都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以《七律 ·长征》为例，它是现实主义力作，也是浪漫主义精品。就纪实长征这一重大事件而言，它是现实主义的；从抒发红军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而言，它是浪漫主义的。历史的纪实、磅礴的力量、澎湃的激情使《七律 · 长征》成为千古绝唱。

七、毛泽东诗词引经据典，或直接引用，或变通化用，彰显出活学活用国学经典的娴熟技艺

引经据典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也是毛泽东写诗填词的重要手法。毛泽东善于用典，旁征博引，史籍箴言、古诗名句、神话传说信手拈来，或直接引用，或变通化用，不论是沿用原意，还是拓展寓意，或是反出新意，都恰到好处，浑然天成，让语言表达深沉浑厚， 使作品蕴涵回味无穷。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既彰显出毛泽东活学活用国学经典的深厚底蕴，也洋溢着毛泽东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

用典有“用辞”“用事”之别，有“语典”“事典”之分，不外乎筛选传统文化各种元素为我所用，只是素材的来源和形式有所不同。所谓“用辞”，就是指引用前人诗文中的言语，将其融化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表情达意，言志抒怀。

毛泽东善于运用典籍言辞或诗家名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出自《论语 ·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和“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源自《庄子 · 逍遥游》 “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化用温庭筠《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贾生才调世无伦”，语出李商隐《贾生》“贾生才调更无伦”。“天若有情天亦老”， 是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成句。 此类例句不胜枚举，可谓清新典雅。但毛泽东绝非简单地套用原句，而是出新出彩，毛泽东用“一唱雄鸡天下白”表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这与李贺《致酒行》的“雄鸡一声天下白”表现封建士子一朝成名、解脱苦寒愿望已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善于用广为流传的小说掌故、 神话传说、童话寓言、历史故事来解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给诗词作品平添了文学韵味，为现代生活点缀了浪漫色彩。“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他用唐朝沈既济《枕中记》的“黄粱美梦”，来痛斥军阀混战导致民怨沸腾。“不可沽名学霸王”，他用项羽优柔寡断、兵败自刎的历史教训，强调“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时代主题。“颜斶齐王各命前”， 他用《战国策 · 齐策》齐王颜斶“各命 前”的典故，来赞赏柳亚子刚直不阿的可贵品格。“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他用神话人物吴刚嫦娥向革命烈士表达崇高敬意。“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他用陶渊明憧憬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来反衬新中国“旧貌变新颜”。“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他用史籍中娥皇女英的神话传说，来描绘湖南的风土人情。

毛泽东用典从来不拘一格，可谓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是明用典故，毛泽东畅游北戴河之后，发思古之幽情，追忆起曹操登碣石山观海的历史往事。而接下来一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属于暗用典故，化用了曹操《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的内容，上下文融合为一。“祖生击楫至 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分别使用了“祖生击楫”“闻鸡起舞”的典故，这是正用典故，他高度认同原典中的人和事， 借此表达对自己戎马倥偬的回忆和壮心不已的情怀。

毛泽东还特别善于反用典故，赋予其全新的思想和时代蕴涵。“不周山下红旗乱”，翻用“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 把共工塑造成敢于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千百万工农大众的英雄形象。“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反“穷寇勿迫”的兵法古训，以表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坚强决心。“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将宋玉《高唐赋》中“巫山云雨”的神女，演变成新中国突飞猛进、繁荣昌盛的见证人。

八、毛泽东诗词面向生活，大量运用群众语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广为传诵、历久弥新

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致路社》中写道：“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 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缺点。”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写诗填词也大量运用群众语言。唐代罗隐《蜂》诗云：“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 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深入生活， 反映生活，熟悉大众语言，适合大众需要等一系列问题，才能真正得到有效解决。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一诗学理念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 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 言近旨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一句，将口语入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句颇似呈报上级的战报。而毛泽东则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写出反动军队“步步为营”的狰狞面目，突出蒋介石屡战屡败的可怜嘴脸，更反衬出革命军民庆贺胜利的欢欣鼓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 “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 生动刻画出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毛泽东诗词属于古典诗词，但少见艰深语言，而是嵌入很多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 “看万山红遍”“看红装素裹”，像是游客在描绘观感。“苍龙”“蚂蚁”“苍蝇”“小虫”“蚍蜉”等等，都是人们痛恨和鄙视的邪恶势力。“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天兵”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形象叫法。“黄洋界上炮声隆”“百万雄师过大江”，俨然就是老百姓对战争风云的直白描述。“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好像老少爷们在谈天说地。“吴刚捧出桂花酒”“今日欢呼孙大圣”，即便提到神仙，也都是一些人们熟悉的人物。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工整典雅，但也类似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联。

毛泽东喜欢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古谚、俗语、民谣等。“莫道君行早”，出自俗语“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语气亲切，颇具幽默。“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自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明白如话，惟妙惟肖。“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取自三国时期旧歌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自然流畅，诗意盎然。“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出自古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深入浅出，理趣横生。

毛泽东主张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他这样倡导，也这样实践。 毛泽东将古典诗词推陈出新，又从民歌中汲取鲜活语言，作品所呈现的内容、 思想、感情、语汇总是与时俱进，充满时代气息。毛泽东诗词既古朴典雅，又明白晓畅。他还积极尝试用民歌体进行创作，《杂言诗 ·八连颂》就是毛泽东在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一次有益探索。《八连颂》以三言为主体，类似于三字经， 朗朗上口。该诗以通俗浅切、铿锵有力 的风格，明白如话的民歌情调，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应。 其中“拒腐蚀，永不沾”“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等诗句，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