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言地理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广袤大地，锦绣山河。当代中国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他们使用一百多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属五大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各大语系在地理上所占的面积，以汉藏语系最大，阿尔泰语系次之，其余三个语系所占面积皆甚小。就单种语言来说，以汉语及其方言使用人口最多，地理分布最为辽阔，遍布全国各地。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地理分布

汉语及其方言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经典《礼记·王制》中说：“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所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究竟是指不同民族的语言不同，还是方言不同？难以判定。这一段话是对中国语言地理差异的最早记载。这些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以统称为华夏语言。华夏语言伴随着华夏民族的融合，在北方混化成汉语，所谓“雅言”就是它的标准语，《诗经》就是用“雅言”记录的。汉语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一样，都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北方的汉语随着历代北方汉人的南迁，又与南方各地的土著居民语言融合，以北方古汉语为主体，形成后世各种南方方言。汉语南方各大方言中吴语、湘语、粤语、赣语、平话的直接源头应是古代北方汉语，是直接从古汉语分化的。闽语和徽语则是从吴语分化的，客方言是从赣语分化的，可以说是次生的。

上述各大方言除了徽语形成的历史尚不明确以外，其他方言都是在南宋之前就形成了，至此南方各方言的宏观地理格局已基本奠定。元明之后方言地理只是发生若干局部或微观的演变。

汉语是世界上方言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的分类和分区，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七区说，即官话、吴语、湘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十区说，即官话、晋语、徽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湘语、赣语、平话；三区说，即北部方言（官话）、中部方言（吴语、湘语、赣语）、南部方言（闽语、粤语、客家话）。

本文采用十区说。各种汉语方言以北方和西南地区的官话使用人口最多，汉语方言的种类则以中国东南部最为复杂，徽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湘语、赣语都集中在东南部。

移民方式与方言地理分布类型

现代汉语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同类型，是古代汉族人民移民方式不同造成的。历史上五种不同的移民方式，造成五种不同的现代方言地理类型。

占据式移民和内部一致的大面积方言区。本来使用同一种方言的居民大规模地移居地广人稀的新地，有可能造成方言大面积一致性。北方方言区地域辽阔，内部相当一致，各地居民可以互相通话，其根本原因要从移民史实中寻找。自汉代以来北方方言的地域大致限于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六朝之后北方方言大规模越过长江。在长城以北和西南地区，则是一直到明清时代，北方方言才随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遍布了东北的大片土地和云贵各地大大小小的中心城市，覆盖大半个中国。

墨渍式移民和方言的蛙跳型传布方式。移民如果不是遍布成片的广大地区，而是先后选择若干不相连属的地点定居下来，然后逐渐向周边移居，好像滴在白纸上的墨水慢慢浸润开来。他们的方言也因此各自向四周扩散。不过从整体来看，他们没有连成一片，而被别的语言或方言分隔开来。移民方言的传布好像青蛙跳着前进。官话在广西、贵州、云南的传布即是蛙跳型的，在城镇和某些农村地区通行的官话，常常被平话或少数民族语言隔离开来。

蔓延式移民和渐变型方言。方言相同的居民本来聚居在一个地区，后来逐渐从中心地带向四周较荒僻的地方蔓延渗透，久而久之，离中心地带越远的地方，方言的变异就越大。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移民越走越远，与中心地带方言的接触也就越来越少，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很自然的；二是移民方言和土著方言难免接触和交融；三是这个方言区的两头难免受邻区方言的影响。就整个方言区来看，方言在地理上是渐变的。例如：今天的吴语区最初从苏州、无锡和绍兴、诸暨一带，向整个苏南和浙北蔓延，进而传布至浙南，最后扩展到浙西南。吴语也因此逐渐变化，并融合当地语言，以至今天南北吴语不能通话。

板块转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移民离开祖辈生息的家园，大规模迁移到与原居地不相连属的大片土地，他们的方言至今仍与原居地的方言基本相似。这种板块转移式的移民运动，一般来说历史不会太长。例如闽南人向外移居，使闽语传播到台湾、海南岛、广东南部沿海和东南亚，形成闽语的新板块。除海南省的琼文话外，各板块的闽语皆与今天的闽南话很相似。

闭锁型移民社会和孤岛型方言。移民到达新地之后，聚居在一个较小的地域内，自成社区，与周边的本地人很少接触交流，那么这些移民的方言就有可能长久保留原有的面貌或某些特征。与周围大片本地方言相比，这种外来的方言就像大海中的孤岛，即“方言岛”。因闭锁型移民社会造成的方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岛内外方言分属两大类或差别较大，不易相互交融。例如闽语包围中的官话方言岛——福建南平话；吴语包围中的闽语方言岛——浙江余姚观城卫里话；西南官话包围中的湘语方言岛——四川中江、金堂、简阳、乐至四县交界的老湖广话。

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

方言地理不仅是地理现象，也是一种人文现象，因此研究方言地理必须联系它的文化背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跟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关系很大。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关系密切，特别是人口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地方戏曲地理、交通地理、民俗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方言地理与历史政区地理、地方戏曲地理和交通地理的关系。

秦代开始建立的郡县制度两千多年来一直稳定发展，对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影响极大。研究汉语方言地理的人不难发现：旧府州辖境内的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这样的例子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如浙江的温州府、江苏的徐州府、上海的松江府，其方言的内部一致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特点来考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

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历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承平时代百姓安居乐业，厮守田庐，乡土和宗族及地域观念很强，除非有战祸和天灾的威胁，都视背井离乡为畏途。是故方言世代传承，不易变更。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历史行政区划与汉语方言区划，尤其是次方言区划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国自秦代开始实行郡县制度，即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其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为世所罕见。旧府（或州）是若干县的有机组合体，府治即一府的文化中心，也是本府权威方言之所在。在农业经济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大都不超出本府之外。上述两方面的文化背景自然使得一府之内的方言趋于一致，因此历史行政地理还可以作为构拟古代汉语方言区划的重要线索。此外，在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也可以把历史行政地理列为重要的参考项，在府境长期稳定的地区尤其应该如此。例如南宋时代福建的福州相当于今闽语闽东片，兴化军相当于莆田片，泉州和漳州相当于闽南片。

汉语方言地理格局是宋代奠定的，宋代的行政区划和现代方言区划，事实上有不少重合之处。例如，现代广东省方言基本分为三大区，即以广州为中心的粤语，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话和以汕头为中心的潮州话（闽南话的一种）。其中粤语和客家话分界线的北段和南段跟宋代的行政区界线完全吻合，北段即广州府跟英德府和连州的界线，南段即广州府跟惠州的界线。

中国的地方戏曲，包括曲艺，约有400种，传统剧目数以千计。比较著名的流行剧种有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粤剧、豫剧、秦腔、川剧、评剧等50多种，又以京剧流行地域最广，几乎遍及全国。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一种戏曲，其起源都局限于一定地域，采用当地的方言，改造当地的民间歌舞而成。换句话说，任何剧种在其雏形阶段都是地方戏，其中少数后来流行于全国，而大部分仍然以地方戏的形式存在。区别这些地方戏的最显著特征是方言而不是声腔，因为有的地方戏可以兼容几种声腔，如川剧就包含了昆、高、梆、黄四种声腔，再加上四川民间小调。长期以来藏戏在青海始终流行不起来，就是因为所使用的方言与青海藏族的安多方言不同。安多方言没有声调，这在中国各种方言中是很特殊的。20世纪40年代以后使用安多方言的安多藏戏出现以后，不过几十年,就已普遍流行于青海地区。地方戏曲是用方言演唱的，虽然它也吸收书面语成分和某些别地的方言成分，但是它毕竟是以某一地的方言为基础的，听众一般只限于该方言地区或跟该地方言相近的地区。如果当地观众听不懂唱词和说白，那么这种戏曲在该地自然是没有多大生命力的，所以戏曲的流行范围和方言地理有密切的关系。

方言地理与交通地理关系也很密切。古代交通，河流占重要地位。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河流有行船之便；二是山地丘陵地带的河流虽然没有航运之利，但是河谷平地却自然成为交通的孔道,移民往往是溯河而上或沿河而下。河流的沿岸往往是可以垦殖的山谷平地，所以一条河流的流域也常常成为一个经济区。在同一个经济区，方言自然容易接近，并且往往能够维持相对的独立性。在每一个这样的流域或经济区自然会形成一两个中心城市，所以古代的县城也大多是沿河谷而设置的。方言片境界线与河流流域大致重合，这样的方言区以福建省和浙江省最为典型。例如在浙江太湖流域相当于吴语太湖片，甬江水系流域相当于太湖片的甬江小片。曹娥江水系和钱塘江下游流域相当于太湖片的临绍小片，苕溪流域相当于太湖片的苕溪小片。楠溪、瓯江(下游)、飞云江和骜江流域相当于瓯江片，椒江水系流域相当于台州片。

山川形势对于方言地理影响如何，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交通条件”。交通便利的地区，方言容易保持一致。交通系统不同的两个地区的方言往往歧异，例如吴语太湖片是平原水网地带，便于舟楫交通，所以方言内部很一致，自古以来同属一个方言片。浙江多独流入海的河流，河谷平地有利交通，所以每个流域或几个流域即自成一个方言片。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最重要的标准是“山川形便”原则，通常会选择山岭作为县与县之间、府与府之间、省与省之间的界线。因此大的山脉两侧常常分属不同行政区域，或者说江河的分水岭往往是省、府、州的分界线。例如浙江宁波府和绍兴府的界线是大明山；台州府和金华府的分界线是大盘山。这也就间接阻碍了山脉两侧的人们来往。所以方言地理、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山脉、河流与行政区划界线重合时，对方言区划的影响力会极大增强。浙江各方言片皆如此。例如瓯江北岸的永嘉县讲永嘉话，南岸的温州市讲市区话。

方言区划的形成是人口地理、行政地理和自然地理合力作用的结果。影响汉语方言地理的外在因素，以人口地理最为重要，行政地理次之，自然地理再次之。

地名的区域文化特征

地名是一类特殊的词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专有名称。地名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内涵。

地名用字，尤其是地名的通名部分的用字，往往因地区不同而不同，一个地区的地名用字常常自有特点。例如浙江和福建普遍用“溪”字称较大的河流，如浙江的苕溪、松阴溪，福建的建溪、崇溪等；也用“浦”字称河流，如黄浦江，原称“黄歇浦”，后改名“黄浦江”。“浦”和“江”同义，这个地名的构造是叠床架屋。江南一带常用“港”称较小的河流，如苏南的张家港、上海的拦路港，钱塘江上游称为常山港。

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是全国闻名的水稻高产稳产地区，几千年来人们为了确保水稻等水田作物的生长，兴修了大量的堤、堰、塘、埭、闸等水利设施。堤和闸的含义全国一致。堰是可以溢流的挡水堤坝；埭是堵水的土坝。因为这些水利工程是当地经济生活的命脉，所以也就自然成了当地许多地名的通名。在比例尺为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太湖流域地图上可以找到四十几个这一类的地名，其中以埭为通名的地名有黄埭、埭溪、钟埭、徐贤埭等。由此可以看出当地水田作物栽培的发达。

壮语地名用字中最常见的是“那”字，“那”在壮语中是“水田”的意思。在现代地图上，这些含“那”字地名多至成千上万，例如那乐冲、那鲁、那洲、那龙等，散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这些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度至24度之间，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地，适宜稻作。古代壮族居民习惯将“那”（水田）用于地名，说明稻作在古代壮族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那”字地名的分布也显示古代人工栽培的水稻在华南和东南亚的地理分布，这些地名的历史也为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供了间接证据，而这些地名的繁复表明古代壮人稻作文明的发达。

地名与交通路线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此古代的交通制度也常常在后世的地名上留下印记。在秦汉时期完善起来的驿传制度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实施，在古代驿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要设置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以供来往人员休息、马匹更换之用。这些驿站的地名可以为追寻古代交通路线提供重要线索。

元代的驿传制度称为“站赤”，“站赤”是蒙古语的译音，明清以后简称为站，现代的车站之“站”即源于此。站赤的组织规模很大，能供欧亚两大洲交通。今天地名中以“站”为通名的以在黑龙江省最为典型。由瑷珲(清代黑龙江城)往西到嫩江县有二站、三站，由嫩江往北到漠河更有二十几个此类地名。

汉语方言表面上看起来纷繁歧出，细究起来却有相同的源流，这就是古代北方的汉语，所谓“雅言”。语音上听起来差别大，但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语素”是基本一致的。古代汉语从北方跟着移民扩散到南方各地，同时吸收本土语言成分，形成不同的汉语方言。汉语及其方言的主体是共同的，但构成成分是多元的，它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一样，都有鲜明的“多元一体”特征。

语言和文化共生。由古暨今，广袤锦绣的中华大地养育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也孕育了灿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及其语言。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日常生活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他语言和方言，共奏丰富多彩的中华乐章。

（作者：游汝杰，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上海地方方言调查研究”负责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