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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发展历程与早期中国的族群融合

刘志平

2023年02月06日08:24    来源:光明日报

关于秦人的族属和文化来源,学界历来有“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不同的意见。正如王子今指出,认为秦人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但是后来其主要部分曾迁徙到西部,活动于华夏文明圈西界的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在西部长期艰苦的生存斗争,使得他们逐渐接受了原本生活在西部甘肃青海一带,与中原华夏部族渊源不同的那些部族的文化影响,秦人本身的文化特质于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王子今:《细说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所谓“那些部族”,应该是《史记·秦本纪》提到的“戎”“戎人”“西戎”。正源于此,“秦杂戎翟之俗”,被“诸夏”“比于戎翟”(《史记·六国年表》),甚至在“秦人”的自我体认中,随着场景变化产生时而自称“中国”,时而自称“戎夷”,时而自认“非蛮非夏”的不同情况。其实,与戎人有密切关系的秦人,也因与周人的密切关系而越来越趋向中原文明,这表现在多个方面。

农耕文明水准的提升。《史记·秦本纪》给我们留下了秦人善于“调驯鸟兽”“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记载。而周人较早在关中地区从事农耕经营,其先祖后稷即“好种树麻、菽”“好耕农”,就是到了“在戎狄之间”的公刘时代,周人仍“务耕种”(《史记·周本纪》),由此形成了“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及“务本业”(《汉书·地理志下》)的生业传统。周王室东迁后,到秦文公时,秦人东越陇山,进入关中西部地区,所谓“至汧渭之会”,并有“伐戎”和“收周余民有之”(《史记·秦本纪》)的重要举措。此后,秦人逐渐形成了浓厚的“重农”风尚,“逐渐拉平了关中东、西部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王勇:《东周秦汉关中农业变迁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71页)。在使“秦人富强”的商鞅变法的诸多举措中,就有“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内容(《史记·商君列传》)。很显然,正是在周人的影响下,秦人对中原文明的趋近首先在主体经济形式上有了显著表现。

语言文字及经典文献的运用。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秦人“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秦人开始设置史官记录自己的历史。而秦人使用文字的时间当早于此,周宣王四年(前824年)的不其簋铭文就是秦人留下的文字(李学勤:《补论不其簋的器主和年代》,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26~527页)。大概自此后,秦人开始频繁使用文字,并加入到研习、传播、书写中原经典文献的行列,秦人的知识文化水准也有了显著提升。

据《左传》记载,《周易》《诗》《书》已成为周王室及春秋各诸侯国通用的经典文本,秦人也在此列。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此处生僻字见图1)。皆同物也。’”这是秦人引《周易》,属非筮占类引《易》。这种非筮占类引《易》的文化行为表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介入《易》筮,促进了《周易》文本的经典化,哲理化”(黄黎星:《先秦易筮反映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理论学刊》2011年第8期)。此外,《左传·僖公九年》及《左传·文公元年》皆载有秦人引《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还载有晋人和秦人互相赋《诗》的情形。

《周易》《诗》《书》在春秋时期成为各诸侯国共同研习和使用的经典文本,足以表明各诸侯国已具有共同的文化观念,也表明当时“雅言雅字”的存在。有学者指出:“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知道,原始汉语发展到周秦时期,共同语和方言确实同时存在。”(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共同语和方言都属“有声语言”,与此“有声语言”相对应的自然是“书面语言”——文字。不过,这种书面语言(文字)是“以通用语为主体写的”,具有稳定性。比如“《诗经》的《风》是按地域分类的,齐处东偏,秦处西偏,而表现在文字上却像是出自一家”(张中行:《文言和白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27页)。不仅如此,其时文字的形构也有共同的标准,此即“正体字”。正如裘锡圭所言:“春秋时代各国的金文,在开始的时候大体上都沿袭西周晚期金文的写法。……各地区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书写风格上,字形构造大体上还是相似的。……西周春秋时代一般金文的字体,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一部分写得比较草率的金文,则反映了俗体的一些情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2~53页)《左传》中也有可以说明当时存在“正体字”的例证,除前引《左传·昭公元年》所载秦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向晋人解释“蛊”字的含义外,又有《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解释“武”字,所谓“止戈为武”,还有《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载晋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解释“乏”字,所谓“反正为乏”。

有学者认为“秦早期文字与周文字无别,秦文字脱胎于周文字”(王辉等:《秦文字通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9页)。而到了战国时期,与“东方各国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了”不同,秦国的俗体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始终没有打乱正体的系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58页)。“雅言雅字”的存在是春秋时期族群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秦人较早受中原文化影响,且已成为经典文化的积极建设者,《诗经·秦风》的存在就是很好的证明。

秦人对“周礼”的选择性继承。周公“制礼作乐”,在夏、商之礼基础上创造出的一套礼仪文化(即“周礼”),是中原族群区别于蛮夷族群的客观文化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秦对周礼之学习,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从“东周开始,周礼已经遭到破坏,秦所接触者,已经不复为西周之旧”,“秦人所接触到的周礼,是变化了的周礼”(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3页)。不过,也应当承认秦人对“周礼”的选择性继承,目的是要摆脱“戎翟之教”而趋同中原文明。

祖先历史传说的建构。《史记·秦本纪》有“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是秦人的“一种选择性记忆——知有母不知有父,借以与黄帝系上血缘关系”(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页)。秦人祖源是以“母为颛顼之孙”与黄帝产生联系,从而与“颛顼之孙夏禹”关系更近。较周人更晚进行历史书写的秦人,似乎建构了与“夏”更亲近的关系。祖源的层累建构虽不一定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建构会逐步获得扩大与凝聚族群认同的客观效果,并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也就是说,这种建构最后会演变成“历史真实”,产生真实的历史影响。

(作者:刘志平,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编:代晓灵、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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